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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毅 环境与社会:一个“难缠”的问题  
  作者:王晓毅    发布时间:2015-02-1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环境与社会:一个“难缠”的问题

 

王晓毅

 

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5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但是当政府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试图揭示环境问题成因的时候,自然因素之间的关系被高度重视,而社会成因却被简单化,在许多时候环境政策甚至建立在对社会成因的猜想和自以为是的假说上面。这篇文章想说明环境问题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需要整体和历史的思考才能加以把握。

 

  环境如何成为复杂的社会问题

 

  也许没有人否认环境问题是社会问题,但是在许多人看来,社会问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与自然科学的高深研究不同,社会科学的结论似乎是有目共睹的,无需深入的研究就可以为大家所知道。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荒漠化问题,现在中国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受到荒漠化的威胁。草原退化是荒漠化的一种主要表现,占国土面积40%的草原有90%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对于这样一个严重的环境问题,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已经有大量研究,如草原退化与气候变化、与草原利用强度和利用方式之间的关系。仅大范围确定牧草产量,就要将遥感和地面监测的结合,产生大量科学数据,人们依赖这些数据来判断草原退化的现状。但是草原退化的社会原因,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进行解释,比如人口压力增加、过度放牧和“公地悲剧”等等,每个人甚至不需要去草原,就可以解释这种现象,人们接受这些解释不是因为这些解释有证据,而是因为他们与人们的想象经常是一致的。因此在面对草原退化的时候,似乎不仅不需要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甚至不需要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人,凭着经验和直觉就可以清楚地表述其社会原因。

 

  大量的政策就是基于这种简单化的社会归因形成的,包括减人、减畜等草原保护措施纷纷出台。但是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草原保护的目的,反而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很少有决策者认识到面对环境问题需要更深入的社会科学研究,反而基于一些自以为是的常识,如补贴不足、管理不严等,进一步强化原有的政策。其结果经常与保护环境的目的南辕北辙,甚至出现灾难性的后果。这些政策之所以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思考环境问题的时候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忽视了环境社会学所面对的是一个“难缠”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呢?通过什么方法才能将作为社会问题的环境问题梳理清楚呢?换句话说,环境社会学要怎样去研究呢?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透过环境现象的外表才能深入认识其社会原因。

 

  科学关注因果关系,不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强调分析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对应关系,即使在分析多重原因的时候,也会希望通过多元的分析方法,将每一个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分析清楚。但是当我们对环境问题进行社会科学分析的时候,这种模式会遇到很多困难。

 

  首先,导致一个结果的社会原因经常是复杂的。比如,牲畜数量与草原植被的关系也许可以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命题被讨论,尽管有许多争论,但是争论双方都认为科学研究可以清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牧民决定饲养多少牲畜,却是受多重社会因素制约的,而且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反应,简单的解释经常是无效的。

 

  有些人看到牲畜是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为了提高生活水平必须要增加饲养数量,所以他们认为牧民增加牲畜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收入不足,因此只要给牧民增加补贴,使牧民有足够收入维持其生计就可以促使牧民减少牲畜。我们不能说这个逻辑完全不成立,但是在很多时候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可以想象一下,那些饲养了大量牲畜的牧民多是收入较高的牧民,他们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维持生存的水平,恰恰是较高的收入支持了他大量饲养牲畜;那些处于生存线附近的牧民恰恰是那些少畜和无畜户。因此很难想象牧民增加收入以后会主动减少牲畜,他们可能更会倾向于增加牲畜数量,因为这不仅是他们的资产,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特别对于那些中小牧户来说,增加牲畜的愿望会更加迫切。

 

  也有人看到牧民增加牲畜是因为他们的收入结构比较单一,如果将他们迁移到城市,离开牧场,改变了他们的就业结构,他们就会停止放牧,从而牲畜数量就会减少。但是有许多经验研究表明,即使牧民离开了牧场,他们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继续利用牧场,比如将牧场租赁给其他人放牧使用。而且牧民即使离开了牧场,他们的非牧业收入机会也非常有限。

 

  也还有人看到饲养周期对牲畜数量的影响,比如有人看到在青藏高原的牧区,牲畜饲养周期较长,甚至有大量放生牦牛,这些牦牛因为宗教原因,既不出售也不屠宰,因而认为饲养周期长会导致草原过牧。一些地区为了减少牲畜的存栏数量就开始促进牧民提高出栏比例,加快牲畜循环。

 

  但是我们的调查却发现,单纯从牲畜数量的角度看超载过牧是不全面的。实际上超载过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牲畜的数量增加,而大量饲养牲畜的原因就很多;另外也可能是草原的牧草产量降低,尽管牲畜数量没有增加,甚至可能减少,但是牧草产量降低的更多,同样的草原无法饲养同样数量的畜群;此外,牲畜的分布和牧场面积的减少都可能是超载的原因,比如随着草原放牧方式的转变和制度变迁,一些牧民传统的放牧地无法再继续利用,由此导致牧民放牧地面积的缩小。因此,分析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的时候,首先就会遇到复杂性的问题,在不同的背景下,社会与环境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关系。

 

  多元回归可以用于分析多种原因存在的因果关系,但是这种因果关系往往是静态的,而在现实社会中,环境问题背后的社会因素经常是动态的。草原畜牧业与草原退化的关系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决策者认为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主要原因,那么草原生态环境恢复的根本措施是减少在草原上放牧牲畜总数,这样可以缓解草原压力。但是我们发现,牲畜数量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因素决定的,大量的社会因素是相互纠结在一起的,互为因果,很难像多元回归那样测量出不同因素的作用大小。比如牧民的增加和减少牲畜的决策是动态的,因为草原畜牧业发展往往会经过一个周期,所以牧民都希望保留尽可能多的基础母畜,减畜在很多时候不是牧民抵御灾害的首选途径;但是减畜也是应对灾害的重要手段,那么什么时候减,什么时候增,就变得很复杂了。

 

  比如我们很难预期以减畜和补贴为主要手段的草原环境保护政策会产生什么效果,由于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会有不同的效果。以减畜和补贴为主要手段的草原保护政策实施以后,一方面牧民增加了现金收入,另外一方面也面临着更多的罚款。现金收入增加使一般牧民家庭保畜能力得到提高,如果没有外界的压力,牧民的牲畜会有所增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地区,牧民有了更多资金以后,他们会减少牲畜出栏数量,增加购买牧草或租赁草场的资金,其结果就是牲畜数量的增加。认识到增加补贴有可能会增加牲畜,决策者采取了移民和加强监管的措施,但是不管是移民或通过罚款而进行的严格监管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牧民的支出,那些有能力的牧户可能会增加牲畜数量以保持原有的收入,而贫困牧民则会减少牲畜以应对增加的支出。其结果可能是富裕的牧民更加富裕,而贫困的牧民更加贫困。

 

  当贫富差距扩大以后,少畜户和无畜户就可能将草原流转给富裕的牧民。在决策者看来,草原流转有助于推进现代畜牧业发展,并有助于草原环境保护,通过草原流转,草原更多地集中在大户,这样有利于草原的合理利用,少畜和无畜户也可以在获得租金以后,离开草原从事其他的生产活动,这样就可以缓解草原的压力。但是我们都知道,由于干旱地区牧草产出的不确定性,草原的长期流转很困难,出租草原的人不希望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为他们预期草原租金会逐渐增加,而租入的牧民也不希望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因为草原的产草量年度之间波动很大。由于没有形成稳定的租赁关系,所以在出租的草原上最容易出现超载过牧和掠夺性利用。草原的质量与草原的保护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越是富裕牧民越有能力保护自己的草原,而高质量的草原会带来更稳定的使用,因此有可能得到更好的保护;而退化的草原所能带来的收益较低,因此不受重视,而缺少保护的草原最容易被过度利用。

 

  由于环境背后社会因素是复杂且相互影响的,所以我们有很多时候很难将这些因素用传统的方法来分析。比如我们习惯用现金收入来测算家庭的富裕程度,但是有牧区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对于许多牧民来说,现金收入无法测量其家庭状况。有些时候因为严重的自然灾害,牧民不得不大量出售牲畜,这个时候尽管现金收入增加,但是对于牧民来说是困难之年;当遇到好的年景,牧草丰美,牧民可能会增加牲畜,减少出栏,表现为牧民的现金收入很少,甚至负债经营,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富裕的年景。这些现象很容易被理解,但是却很难用原有的分析模式来表达。按照原有社会科学的模式,你很难说一个有大量现金收入的牧民是比较贫困的,那些没有现金收入,甚至借债以维持畜群的牧民有可能是经济实力强的牧民。我们一些关于牧区贫困的分析研究已经注意到了现金收入与其生活状态的不一致,但是在发布研究成果的时候,却很难用将这种发现带入到模型中。

 

  有人说草原牧区的问题是一个“难缠”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些问题是复杂的、纠结在一起的,而且经常用原有的概念和范畴难于把握的。草原问题的一种重要特点就是生产、生活和环境问题纠结在一起,很难分别开来。实际上环境社会学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都是这种“难缠”的问题。比如说污染给当地人带来了损失,那么补偿,或者增加补偿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大多数时候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增加补偿经常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在许多时候会带来许多新的问题。“邻避运动”尽管可以增加污染项目施工的成本,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希望污染转移,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面对农村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我们如果进行简单的抽象,无疑是比较容易的,比如我们可以将草原退化归因于牧民放牧,也可以归因于外来的工业和农业开发;将农村的污染归因于地方政府过于关注经济增长而对环境保护重视不够。但是这种简单的归因虽然有助于决策者制定决策,但是因为决策是单向度的,就会出现在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带出新的问题。我们希望通过生态移民使牧民转变生产方式,从而减轻对草原环境的压力,但其结果往往导致违规放牧和草场流转,不仅没有减轻草原的环境压力,反而因为移民集中居住和从事农业开发,导致地下水的超量开采,从而产生更严重的环境问题。

 

  如何理解“难缠”的社会问题

 

  那么怎样才能认识和解决这些“难缠”的问题呢?我一直试图整体和历史地去研究环境问题背后“难缠”的社会因素。所谓整体的看问题,就是将环境问题放回到社会生活中去看,观察环境与各种社会问题错综复杂的关系。由于这些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动中,所以还需要把环境问题放到历史中去考察,也可以简单地说,就是将环境变化看做社会变迁的一个部分,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考察环境问题。这样说起来可能还太抽象,我想按照问题的发现、逻辑的梳理和问题的解释,以及问题的再发现的步骤,结合我个人的研究来说明如何处理环境与社会这个“难缠”的问题。

 

  因为要观察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希望再现这个社会的复杂关系,因此我们选择观察的社会单位不要太大,一般以一个村,甚至一个自然村为单位比较合适。也许有人担心一个村庄太小,因为环境问题往往会涉及到更大层面的东西,如果局限在村庄中,就可能无法认识宏观的问题。但是以我的经验,几乎所有宏观层面的问题都会在微观层面得到体现。实际上要深入的理解一个村庄,必然要将村庄放到变迁的大背景中,因此在很多时候,认识一个村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整个世界。

 

  多数研究者会带着问题进入村庄,这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在进入村庄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记住两点,第一,不要用原有的问题遮住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在进入村庄以后,只是关注某一个问题,或者几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会使我们失去整体把握村庄复杂性的兴趣。第二,进入村庄不是为了验证一两个假设,而是希望在对村庄整体的把握中发现村庄中与环境相关的核心问题。所以在进入村庄之后,要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熟悉和了解村庄的各种现象,特别是村庄各种制度、资源和关系的历史脉络,从而能够将村庄的变迁过程重构出来。

 

  有些人喜欢用类型学的方法来观察村庄,但是在我看来,每一个村庄都是陌生和新鲜的,都有着我们不了解的东西。那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中都隐藏着新的问题,所以每一个村庄都是一本新书,甚至是一门新课。因此我们进入村庄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学习。我在内蒙古,从东部到西部,跑了5-6个村庄,每个村庄都会有着不同于其他村庄的问题出现,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学习到新的内容。比如鄂温克旗的一个村庄遭遇的问题包括失去夏季牧场、与外来人口争夺牧场和采矿导致的地下水位下降;而在科尔沁沙地的村庄本来就处于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地区,所以农业开发和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导致了农田和草地的同时退化,并进而严重地影响了村民的生计。在同样的生态环境下,比如同样处于沙地中的村庄,也会由于不同的村庄历史过程而面临着完全不同的问题,比如地处科尔沁沙地的村庄由于地表水日益减少,旱作农业和草原畜牧业都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在毛乌素沙地,灌溉农业早已经发展起来,草原早已经被围栏所切割。

 

  当然,村庄之间也有许多共同点,特别是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而产许多相似的变化,如草原的管理方式、畜牧业的经营方式等,但是即使政策是一刀切的,也会因村庄的资源禀赋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对政策产生不同的反应,发生不同的变化。

 

  由于各个村庄是不同的,所呈现的问题会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对于研究者来说,第一步是如何收集更多的资料以了解这个村庄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跟着村庄的历史脉络走的,往往是村庄的一些关键的信息人能够给我们提供村庄的发展简史,调查者再基于这个简史去访问更多的村民以验证这个简史,并不断丰富关于村庄方方面面所发生的变化的信息。

 

  调查的过程是个问题浮现的过程。如果我们调查足够深入,就会发现,每一个村庄都会有一些特殊的问题浮现出来。

 

  比如我们在浑善达克沙地的村庄,首先看到的是严重的沙漠化,在村庄周边地区,由于反复的践踏,已经寸草不生。那么是什么原因呢,村民解释说,由于禁牧和公益林保护,当地村民不敢远距离放牧,只能在村边短距离放牧,而且要在当天往返,这必然会导致村庄周边的反复践踏。而在鄂温克旗的调查呈现了不同的问题,就是在牧民失去夏季草场以后,他们的放牧面积大幅度缩小,并且由于采矿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从而导致草场压力增加,并进而导致草场退化。达里湖边上的村庄又呈现给我们不同的问题,除了在分户经营以后牧民放弃了冬季草场,采矿导致地表水的减少和地下水位下降以外,更吸引人的是这个村庄草场围封的过程。在决策者原来的设计中,围栏是划分草场使用权的工具,当牧民将草场围封以后,他们的牲畜就会在围栏内放牧。但是在这个村庄中,人们最初将草场围封起来的目的并非要将牲畜在围栏内放牧,而是阻止任何牲畜进入围栏。因为村民都将牲畜在围栏外放牧,所以随着围栏的增加,公共放牧地也在不断缩小,这造成局部草原的压力增加。

 

  当我们在一个村庄中住上一段时间,村庄中最让人关注的问题肯定会自己浮现出来,因为这些问题可能牵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不断被人们谈论,你去访问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给你讲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尊重当地人的感觉,我们就不得不去沿着这些被大家谈论最多的问题展开我们的调查。如果说大家经常谈论的问题可能会比较集中,但是解释经常是不一样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调查中梳理各种解释,从而发现其真实的逻辑。比如,在第一个村庄中,如果说生态保护政策使村民的放牧半径缩小,由此导致局部草原的压力过大,从而出现迅速的沙漠化。但是我们还想知道,为什么村民不能接受休牧禁牧的政策,要冒着罚款的风险坚持把牲畜放出去呢?在草原保护政策实施以前,村民是如何放牧的?追问这些问题是一个逻辑的梳理过程,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放回到村庄发展的脉络中加以解释。

 

  夏季草场不再被利用是什么原因?我们会追溯到承包以后畜群规模缩小,村庄和旗政府在草原畜牧业中所发挥的作用弱化。牧民主动放弃了远距离游牧和夏季牧场逐渐转做其他用途是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需要在大的变化背景下才能理解。

 

  在梳理这些逻辑过程的时候,我们开始利用一些概念来把握这个变迁的过程,比如在前一个例子中,村民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初春季节的放牧,不仅牲畜的生长受到影响,而且村民也无法承担长时间喂养的成本。在村民的逻辑中,喂养只是为了保证牲畜存活,天然放牧才是牲畜生长的保障,因此通过喂养来加速牲畜的育肥普遍不被接受。因此我们进一步的讨论就会涉及到两种不同的牲畜饲养方式。后一个例子就涉及到畜群规模缩小与草原利用方式之间关系研究。当我们从众多的现象中开始用概念来概括一些现象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解释的阶段,试图发现这些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这些解释是基于一个村庄的观察而产生的,因此这些观察首先是新的,是来自于直接的经验调查,而不是来自于推理或书本。其次,这些结论来尚未在更大范围内验证,所以我把这些结论经常不是作为结论,而是作为一种启发,从村庄的历史和现实的发展中,获得一些思考和启发。

 

  我们会希望通过一些条件的变化来验证这些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或者还受到那些条件的制约,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再发现。我们希望我们的解释在其它村庄也可以得到同样的验证,但是我们几乎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村庄,所以在试图验证一些结论的时候经常会有新的因素进来,使我们的解释更加复杂。在问题的再发现过程中,总会有新的因素加进来,从而我们的知识也在不断被丰富。

 

经过了这样的研究,或者说是学习的过程,我们对草原环境的理解就会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我们知道许多因素是如何相互作用的。经过若干年,研究者可以有底气地说,我看到了环境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也知道要解决“难缠”的环境问题,经常需要政策的相互配合,而不是简单地寄希望于单一的政策或项目。

 

 

 

参考文献

 

[1]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年版。

 

[2]王晓毅:《环境压力下的草原社区》,〔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

 

[3]Redclift, M.R. & Graham Woodgate eds. 2005, New developments i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Edward Elgar Pub.

 

 

 

【作者简介】 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chenwa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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