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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天魁 时空转换与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以城镇化问题为例  
  作者:景天魁    发布时间:2015-12-11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时空转换与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

——以城镇化问题为例

 

景天魁

 

来源:《人文杂志》2015年第7

 

摘要:本文把吉登斯等人关于时空的理论论述与费孝通关于小城镇的经验研究相对照,论证时空是社会学问题意识的构成性要素,时空转换对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化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意识随时空转换发生了三个时期的变化,当前已经进入中国社会学崛起时期,这一时期的问题意识已经与清末和民国时期大有不同。只有确立起与中国崛起相适应的新的问题意识,敢于回答西方社会学没有很好回答或没有回答过的新问题,才能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关键词:时空转换 小城镇研究 问题意识 中国社会学崛起

 

  能否确立正确的问题意识,不论对于一项研究的成败,还是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问题意识是以时空为基础性要素而形成,随着时空的转换而变化的,因此,可以从时空视角研究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化。

 

一、时空转换何以影响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化

  1.时空是社会学问题意识的构成性要素

  吉登斯指出:“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①这一论断对我们研究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具有重要启发。因为由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推论是:时空对于塑造社会学的问题意识同样具有核心作用。

  那么,吉登斯为什么说时空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因为他创立结构化理论的要旨就是克服“行动—结构”的二元论,而行动和结构这二者,不论是单就行动论行动、单就结构论结构,还是以行动论结构、以结构论行动,社会理论史证明都是无法跳出二元论的。要跳出二元论,就要在概念阐述中“协调考虑到人的能动作用和结构的要求,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吉登斯认识到,“必须从概念上把这种二元论重新建构为某种二重性”。而建构“行动—结构”二重性的努力“将直接把我们引向其他一些重大主题,尤其是对时空关系的探究。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地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着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开始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这也就是“将时空观融入社会理论的核心”。②

  结构化理论中所谓的“结构化”,“就是指各种关系已经在时空向度上稳定下来”,③由此不难理解时空在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尽管“绝大多数的社会学家都不把时空关联看作是社会生活生产和再生产的根基”,④但是,将时空视为社会理论核心的却也远非吉登斯一人。早在经典社会学家中,西美尔概括地提出了“空间形式的基本品质”,亦即五种基本社会属性:排他性(例如国家的空间性具有唯一性——在同一个空间中不可能有两个国家)、可分割化(社会空间被划分为一块一块的,每一块在边界内部具有共同的归属性)、被固定化(一个群体的特定要素是固定的)、空间接触(空间上的接近和接触形成共同的归属性)、空间流动(群体或其要素在空间中的流动产生某些社会形式)。西美尔指出这些属性对社会主体、社会关系形式、社会关系性质以及社会分化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从而打开了从空间性研究社会的视角。⑤

  晚近一些著名社会理论家也将时空置于理论建构的核心地位。福柯在关于权力与知识的关系研究中,大量使用了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一些空间概念,并承认“对它们很迷恋”。他声称“地理学(主要指的是空间的概念和方法——引者注)确实必须成为我所关心的课题的核心。”⑥列斐弗尔被称为“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之一”,⑦他提出了“空间是(社会)生产出来的”(即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一著名命题,建构了社会空间的类型学。他将空间结构区分为空间实践、空间的表征、表征的空间三个维度,试图建立一个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学理论。布迪厄基于“社会空间”这一概念,并与其他概念(资本和惯习)结合起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他声称“社会学的目的在于揭示构成社会空间的不同人群的最深层次的结构以及倾向于确保社会空间的再生产或者变革的机制”。⑧从这些社会理论大家的范例可以看到,时空之所以影响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化,首先是因为它们是问题意识的构成性要素。

  2.时空是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决定性要素

  时空不仅在问题意识的内容“构成”上具有重要作用,在问题意识的意义取向上更具有决定性作用。一项研究乃至一个学科的问题意识,应该由它所处的时空关系“情境”决定。吉登斯批评“社会学家确实曾经错误地压制了时间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不能把时间“仅仅看做是一段有先后次序的时期,而是社会再生产复杂机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他主张“恢复社会理论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意味着在……进行经验研究时,应该将能动作用、结构和情境性作为理论构建的焦点。”因为情境性既涉及时间,也涉及空间,“我们不能将空间看做是塑造社会集团的活动赖以发生的无内容的空维度,而是必须将它和互动系统的构成联系在一起考虑。”⑨

  遗憾的是,吉登斯所批评的这种对时空在社会理论中作用的“压制”,在西方社会学中,不仅非常普遍,而且根深蒂固,其程度恐怕就连吉登斯也未必充分意识到。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的问题意识中。众所周知,社会学在欧洲的兴起,是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的。它是对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回应。而现代性是英国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特定时空条件所界定的一种社会特征: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政治上的民主化、文化上的理性化。但是,西方社会学却无视和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把现代性绝对化为一种唯一的别无选择的模式,甚至是历史的终点(最终目标),它假定,“尽管只是含蓄地假定,在现代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和那里出现的基本制度格局,最终将为所有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及现代社会照单全收;随着现代性的扩张,它们将在全世界流行起来。”艾森斯塔特指出,现实情况却证明与他们的假定“根本不同”。“当代的发展并没有证实这种‘趋同’假设,而是突出了现代社会极为丰富的多样性……不同社会多年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现代性最初文化方案的同质化维度和霸权维度。”“即使在西方文明——无论怎样定义——的大框架内,产生的也不只是现代性的一种而是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模式。”⑩金耀基则依据东亚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实际进一步指出:“经验显示一个极有意义的现象,在全球现代化过程中,非西方人因现代化之增加,不但没有被‘西化’淹没,反而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认同。”(11)

  西方社会学具有“霸权维度”的假设之所以被证伪,关键在于它从问题意识中抽掉了时空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这样,它的现代化方案成了超时空的存在,无时空的普遍,可以推广到全世界任何地方,延伸到任何时候。由此可以看到,西方一些社会学家“错误地压制了时间(和空间——引者)在社会理论中的重要作用”,是为了模糊问题意识,而模糊问题意识,又是为了维护西方文化的“霸权维度”。而他们的假设被证伪,也就证明了“时空是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决定性要素”这一论断。

  3.社会学理论概念的含义和表述是随着时空转换而变化的

  社会学问题意识的时空转换,必须通过概念含义的变化表现出来。既然一项研究乃至一个学科的问题意识,应该由它所处的时空关系“情境”决定,同理,一个概念的含义也是由它所处的“情境”决定的。概念的同一性、内涵的一致性,容易使人误以为问题也是同一的、一致的;问题表述的同一性、一致性,容易使人误以为问题的内涵是可以脱离时空情境的。然而,时空对于问题意识的塑造,恰恰落实到概念的含义上。

  例如,同样是城市化,因为时空特性不同,有的是以城市为主导的,有的是以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为主导的;城市化的含义,与之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诸如城市化的途径、方式、主体等等,并不是抽象的、超越时空的,而是由其时空情境规定的。

  为了具体地解释时空转换是如何影响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从而如何成为社会理论“根基”,我们在社会理论极其广泛的问题中,仅以城镇化问题为例。一是因为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中,城市化问题一直是理论讨论的一条主线,以此为例,较易看到问题意识演变的历史过程;二是因为在当前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廓清的必要,因而由此较易彰显问题意识时空转换的实质。

 

二、从时空转换重新理解费孝通“小城镇问题”的理论意义

  1.旧型城市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区别是主体改换

  在中国的情境中,为什么必须发生从国际通用的“城市化”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概念的转变,为什么在中国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小城镇”会是一个大问题?原来的所谓“城市化”是以城市为主导,城市需要劳动力,就把农民吸纳进城,把劳动力贡献给城市,却不具有市民身份和权力。费孝通依据他在苏南家乡的观察,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农民自己办工业,农民自愿集聚到小城镇,这一个乡村工业化的过程,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是一个“富民”过程,而不是农民向城市的“空间平移,集中贫困”(12)过程。旧型城市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区别是主体不同。这是费孝通独具慧眼的发现。在不同的时空里,城市化的主体不同、着眼点不同,结果也就不同。现在研究城市化,大多把目光集中在是优先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城市群,还是小城镇?在我看来,费孝通的意思绝不仅仅是指出人口的流向和分布问题,而首先是城市化的主体问题,让谁受益的问题,这是事情的本质。沈关宝也曾经指出:“概观费先生小城镇研究的思想和学术脉络,呈现出三个特点:一是以‘志在富民’为根本目标,探索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进程;二是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探索优先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道路;三是以经济的体系化良性运行为核心,探索区域经济共同体合理布局的发展模式。”“走与欧美工业化不同的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道路”。“要把关注农民生活作为城镇化的核心”。(13)

  新型城镇化以农民为主体,“新型”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小城镇上,这是一种新的空间结构。小城镇是“比农村社区高一层次的社会实体的存在,这种社会实体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我们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14)小城镇是农村经济中心、工业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交通中心、服务中心和教育中心,地方上俗称“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15)

  “乡脚”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概念,它生动地刻画了小城镇的空间结构和时空意义。费孝通还依据“乡脚”概念,提出小城镇的层次说,进一步展现其时空意义。小城镇作为商品的集散中心,它的商品流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互为前提、相互作用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强弱,则取决于小城镇的层次高低。以往划分小城镇层次的办法,往往是以人口数量的多少为标准,但费孝通划分小城镇,则以“乡脚”的大小为依据。乡脚表示了小城镇的商品流通范围。每一种商品都有自己的“乡脚”(流通范围),这些乡脚构成了许多半径大小不等的同心圆,圆心就是小城镇,圆周越大表示小城镇层次越高。

  2.之所以发生主体改换的“根基”是时空转换

  小城镇不是自在地发展的,它在历史上的兴衰,受到其时空情境的制约,是由外来的政治运动、制度变迁、政策制约和意识形态影响造成的。而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苏南“吴江小城镇兴盛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是社队工业的迅速发展”。(16)

  社队工业是依托集体经济,以社队为单位,由农民自己兴办的工业企业。社队成员在工厂做工,挣工资,工农相辅。因而与私人企业在性质上和经营逻辑上都有很大区别。例如,私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要倒闭,而有些社队工业即便赔了钱也要办下去。因为工厂看来是赔了钱,但是生产队每一家都有人在厂里做工,挣得工资,所以不允许关厂,而宁可少拿一点工资。“赔钱还要办;一家出一个工人,机会均等;凡此种种,看起来都与现代工业的讲求效率、利润,择优挑选人员等经营原则相背离。要实现工业现代化,这些是应当改进的。但是这些是具体存在的现象,自有它发生的社会原因。人多地少和工农相辅的基本情况不改变,这种现象也不易改变。我们应当因势利导,转变它的落后性为开创新工业服务。”费孝通由此指出,我们农村中人际关系的传统要广泛深刻得多,“要真正懂得中国的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就要研究可以生长出新东西来的旧事物,甚至要用旧形式来发展新事物,最终是旧的转化为新的。”(17)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是密切相关的,农村工业发展的路径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路径。费孝通据此敏锐地指出了中国小城镇发展道路的特点。

  第一,工业化不能再走导致农村破产的老路。他认为:“工业规模越大,越能趋向合理化,这是别国的经验。我们不该不假思索地把它硬搬过来。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怎样在发展工业中解决广大农村中居民的生活问题,而不应重复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农村破产的老路。”(18)“中国在发展经济道路上的一种崭新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工业化是在农业繁荣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且又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发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这个特点的重要意义是要和西方早年工业化历史相对照就容易看清楚了。欧洲工业化初期,在集中于都市里的机器工业兴起的同时,农村都濒于破产,农民失去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涌进城市,充当新兴工业的劳动后备军。西方国家现代工业的成长是以农村的萧条和崩溃为代价的。这是西方工业化的道路。……中国要工业化只能走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19)

  第二,城镇化路径要由农民自主选择。农民进城只是城市化的一种途径,另一种途径是农村工业化。“把工业拉进农村,使农村里的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可以向自办的工业转移。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以提高农民生活,这应当说是中国农民逼上梁山,自己闯出来的一条生路。”(20)

  第三,人口不过分向大城市集中,要重点发展小城镇。费孝通指出:“在人口这样众多的国家,多种多样的企业不应当集中在少数都市里,应当尽可能分散到广大的农村里去,我称之为‘工业下乡’。工业下乡同样可以在国家经济结构中增加工业的比重,但是在人口分布上却不致过分集中,甚至可以不产生大量脱离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在这个意义上,为具体实现工农结合,消除工农差距的社会开辟了道路。”(21)

  苏南的社队工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纷纷改制了,大批企业也集中进入“工业园区”了,这种情况并不能影响我们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探索,也不能导致对费孝通相关分析的质疑和否定。因为社队工业虽然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但此后的发展仍是以它为基础的。今天的苏南,仍在沿着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道路继续探索,不管具体形式有多少不同,费孝通概括的那三个特点(农村不破产、农民能自主、发展小城镇)是依然坚持不变的。

  3.小城镇的发展表现为时空伸延

  重视发展小城镇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不是发展的终点。从小城镇到城市开发区、小城市,农民由“离土不离乡”,到“离土也离乡”,城乡一体化,这是一个农民自主的时空延伸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农民不是被迫背井离乡,而是随着自己的致富过程自然地完成自身的市民化。费孝通高兴地回顾道:“我在这十几年里从农村体制改革后遍地开花的家庭企业和局限在乡村小天地里的小型社队企业,一直看到正在发展中的大城市的开发区,上亿农民不同程度地离农投工,广大乡镇已换上了小城市的面貌,农村生产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提高。我们这个小农经济的国家已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宏伟前景。也许这勾画出了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中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乡镇企业的兴起“意味着打破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乡镇企业使农村走向城镇化,工农差距在缩小,城乡差别也在逐步消失。农民自觉自愿、兴高采烈,但也是千辛万苦的,在没有花国家一分钱的投资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22)

  费先生又从城乡一体化进一步提出“区域发展”的概念,指出“这是城乡协作在空间的具体表现”。(23)非常鲜明的是,即便是发展大城市、城市群,在整个城市化的全过程中,费孝通都不是撇开农村谈城市,而是牢牢抓住“城乡关系”、“城乡协作”、“城乡一体”不放。这就抓住了中国不同于西方城市化道路的根本,抓住了中国特色现代化的根本。这一点其实是非常前沿的,世界城市化道路,早已超越了1819世纪的工业扩张模式,也超出了20世纪的城市扩张模式。21世纪必须修正以往那种以发展工业为核心,以牺牲人的健康生活为代价的不合理城市化发展模式,寻求城市和农村、城市与生态、城市与人和谐相处的新模式。

 

三、从时空转换理解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变过程

  以上对于时空在社会学问题意识中的地位和作用,理论方面我们以吉登斯等人的论述为代表,经验研究方面我们以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为范例,理论与经验两相对照,可以发现有惊人的吻合性。我们可以在这种理论与经验吻合性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变。

  首先,诚如吉登斯所言,时间不仅仅是“一段有先后次序的时期”,空间也不是“无内容的空维度”,它们在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吉登斯的这些观点,不但与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形成和演化史相符合,从中可以得到验证,而且可以有加以发挥的广阔空间。

  中国社会学自始就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清末开始引进吸收西方社会学之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面临着亡国灭种、四分五裂、无以自存的危险。“呜呼!观今日之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24)在此时刻,严复译介西方社会学,选择《群学肄言》作为他的四本取原书全译的译作之一,显然旨趣不在“汽机兵械”,而是要探究西方社会的命脉机理。而探究西方社会,是为了改变中国社会,寻求中国的富强之道。所以,引介西方社会学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语言上的技术问题,而是实现问题意识的时空转换——社会学由在西方情境下主要关注重建和维护秩序,到旨在变革中国的旧秩序。不论是改良和革命,这个问题意识是首先要转换的。正是问题意识的转变,开启了中国社会学以融通和担当为特征的学术传统,(25)使得社会学得以参与奏响中国近代启蒙的旋律。

  如果说,清末引入西方社会学,还是要回答和解决西方已经解决的问题——西方已经富强了,我们如何“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跟上历史潮流,以图保种强国。那么,到了民国时期,除了回答西方已经解决的问题,还要回答西方正在解决的问题,而且要用中国的方式解决西方正在解决的问题,由此提出了“社会学中国化”的鲜明指针,开启了中国社会学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学问题意识的自觉和自立程度大大提高了。中国社会学家们探讨不同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基于中国文化的乡村建设道路、基于实业的乡村建设道路、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之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方略,开创了中国式的土地问题、民生问题、劳工问题、社区问题、民族问题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功地开辟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路径,充实了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丰富内涵。

  其次,费孝通的小城镇研究范例启示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恢复和重建的社会学,不仅要以中国方式、中国精神,回答西方已经回答和正在回答的问题,还要回答东西方共同遇到的新问题,乃至西方没有遇到的特殊问题。费孝通具体研究的是小城镇,胸中谋划的却是中国特色的城乡发展道路;着手研究的是苏南,着眼却在中西发展的不同时空情境。

  对于“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里这一问题,近年来又有很多讨论。从不同角度所见自然不同。例如,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的城镇化,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是生态文明贯穿全过程的城镇化,是促进“四化”(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城镇化,是更大限度撬动内需的城镇化,是更多利用市场机制的城镇化,是注重质量和内涵的城镇化,是发展方式由“外延式扩张”转为“内聚式发展”的城镇化,如此等等。

  从时空视角理解新型城镇化“新”在哪里?所见就又有所不同。从空间看,新型城镇化主要不是新在城市,而是新在“农村”。因为城镇化“化”的是农村,是农民,首先就要给农民新的发展空间。核心是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让农民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从时间看,之所以出现“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因为只把城镇化当做实现工业化的手段,而没有当做工业化的目的。而新型城镇化以农民为主体,进城与否、何时进城、进什么城,由农民自主选择。这样才能够真正协调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

  从实践来看,真正理解新型城镇化的这一本质并非易事。我国城镇化目前所发生的问题,可以从时空角度得到很好的解释。

  第一,最近几年,包括江苏在内,小城镇吸纳的人口不如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多,这不是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所谓“城镇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旧型城市化的老路:优势资源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就业机会在城市,教育和医疗优势资源集中在城市,那么,广大农民为了获得这些资源,争取分得一杯羹,只好进城“打工”,当二等公民。看一看农民工进城打工大都在从事什么职业,就可以看到,是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合理的空间布局,引致了人口向大城市的过分集中。

  第二,靠征地推动的城市化,必定是城市最残酷地剥夺农民的过程。而且是疯狂争抢“最后一杯羹”——把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抢光了就再也没有可抢的了。而在这个“土地城市化”过程中,必定是城市越大,城郊土地价格越高,偏远农村土地不值钱,抢地过程必定是财富加快流向城市、流向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过程,城乡差距必然进一步拉大。“土地城市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计划经济时期更严重地剥夺农民。现在的城乡差距远比计划经济时期大,就证明了是“土地城市化”导致了财富分布空间不合理。

  第三,如果加进健康和生态的衡量指标,如果考虑到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付出的代价,谁能估算出所谓城市化到底效益如何?每年2亿农民工进城打工,每年春节浩浩荡荡回家团聚的宏大场面,挤爆了火车,堵塞了公路,拥满了机场,交通部门创造GDP的大好时机来到了,可这种GDP有什么社会效益呢?社会效益为负,生态效益为负,经济效益对交通部门来说是可观的,但对打工者来说,辛辛苦苦一年挣的钱,相当一部分花到路上了,等于缴了回家的“买路钱”。

  农民工回家过春节这个宏大的场面说明了什么?人们以为这是传统文化的传扬,怎样计算这里的文化账?农民工由原来的在家尽责,变成“回家看看”;他们由村庄共同体的主人,变成了“客人”。共同体虚化了,传统文化的实质内容抽空了,只变成“仪式”、形式了,这到底是“传统文化的传扬”,还是更像传统文化的悲歌?如果把这种候鸟迁徙式的城市化,与例如苏南的一些就地实现工业化、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城镇”相比较,就会明显感受到在社会效益、文化效益方面的巨大差别——这些地方的社区共同体保存下来了,人们都有归属感、安全感,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增强了,称得上与“幸福”相关的基本要素具备了。

  当然,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只要发展小城镇就好了,毫无疑问,大中小城市要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要协调推进。这里应该得出的结论恰恰是,只有考虑到城市化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文化效益,而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才有可能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正是造成畸形城市化,早早出现城市病的一个根源。

  第四,城市空间布局不合理。随着人口急剧增长,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凸显,交通拥挤、空气污染、公共服务不足等“大城市病”日益突出。北京市机动车在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由100多万辆猛增到500多万辆,目前全市年用水量缺口近2/3,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人口在300万至500万之间的为大城市,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是特大城市。在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每年一个城市增加的常住人口数量达到四五十万人,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规模。2013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114.8万人,其中,常住外来人口802.7万人,占比38%,新增外来人口占当年新增常住人口的63.5%。

  北上广等大城市吸引的新增外来人口中,大部分集中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不符合大城市的定位。根据2012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在北京市,就业以外来人口为主的行业主要是居民服务业、住宿餐饮业、批发零售业、建筑业、制造业,在这些行业,外来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分别为75%、73%、68%、63%、52%。(26)

  正是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我们现在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时空角度看,这一提法是有明确而具体的实际内容的。李克强指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不能让他们“悬在半空”;促进约1亿人居住的各类棚户区和城中村加快改造,让困难群众早日“出棚进楼”、安居乐业;促进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27)这里分别涉及的就是转移空间、居住空间和流动空间的政策问题。

  由上可见,从时空视角理解城镇化,比较容易看到城镇化的社会效果,看到在城镇化中人的位置和感受,与从经济学等其他角度相比,更能够突出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我国城镇化过程出现的问题也好,对策也好,都从正反不同方面,印证了时空的确是社会学问题意识的构成要素,时空转换确实对问题意识的演变具有决定性影响。

 

四、从时空转换理解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是社会学问题意识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随着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而来的,必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奇迹,必是民生社会、福利社会、和谐社会、幸福社会的创造。在这个创造实践中,必能开启创造中国社会学的新阶段,亦即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

  1.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首先意味着随时空转换而确立新的问题意识

  在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新阶段,以往两个阶段——清末引进西方社会学和民国时期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意识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但已经被转换到创造中国社会学这个新任务、新时空之中了。它们本身都不应该继续像前两个阶段那样原样存在,而是要服从第三阶段的新任务了。

  因为在前两个阶段,社会学基本上仍然是以西释中、以西鉴中。从中国土壤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命题,虽然也有,却是凤毛麟角,未成主流。这当然不能责备哪一个和哪一代人,因为当时中国的经验并没有积累到足以对西方理论提出质疑的程度,中国自身的现实更没有提供支撑理论自信的基础。一个学科的崛起虽然有赖于学者们的主观努力,但不可超越的界限是时空所界定的可能性。今天的客观情势已经发生逆转了,构成新的问题意识的时空要素具备了。如果我们对社会学问题意识的时空转换没有明确认识,行动上也就难以达到应有的自觉程度。既然已经进入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阶段,如果我们还总是过分依赖西方社会学的框框,那就有理由追究我们以及我们这一两代人的历史责任了。

  2.并非只要是研究中国事情,就是中国社会学,关键在于能否从中国崛起的实践中提出中国自己的问题。

  在美国有“中国学之父”尊称的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曾严肃批评过“西方问题+中国证据”这种套路,他“奉劝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时,切忌先‘提出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收集证据加以回答’。因为这种方法‘忽略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文明是完全不同于其他任何形式的文明,因而也不能用所谓的普遍标准来衡量中国。”(28)西方学者尚且应该如此,我们何苦非要拿西方问题、用西方标准研究自己的国家,而不着力于提出属于中国自己的问题?

  过去,我们在引进西方社会学时,提出的问题是:中国要想富强,要想实现现代化,有哪些是中国传统学术回答不了的问题。如果中国文化都能够回答得了,那么引进西方学术就失去必要性。现在要推进中国社会学的崛起,问题就要转换到,中国要实现崛起,有哪些是西方学术解决不了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够解决,中国社会学乃至中国学术才能真正实现崛起。中国社会学的崛起,不会仅仅是因为地域、国别的不同。所以,能否确立自觉自立而又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意识,是中国社会学能否崛起的标志,而能否实现社会学问题意识的时空转换则是其中的关键所在。

  3.时空转换所决定的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实质

  以上对时空转换与中国社会学问题意识的讨论,也就从一个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论证了中国社会学为什么不能照搬西方社会学,而必须中国化;为什么必须坚持从实求知的“扎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学术路线。必须说明的是,强调这些,绝不是排斥西方,也不是一概反对运用西方的概念和方法,关键是在于是否赋予中国的含义。

中国社会学崛起的真正意义,表现为不仅能够以中国的方式回答西方社会学也能够回答的问题,不仅能够回答西方社会学没有很好回答或没有能够回答的问题,而且在于“建构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秩序”,诚如金耀基教授所言,今天中国社会学的定位应是从全球性的视野去理解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既不是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也不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现代性”,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多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不以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样板为摹本,而致力于“建构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秩序,是现代中国人无可回避的道路……这是命定的。”(29)

 

注释:

  ①②③④⑨[]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96402103510-518页。

  ⑤[]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459529页。

  ⑥包亚明主编:《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05213页。

  ⑦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6页。

  ⑧[]布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杨亚平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参见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7页。

  ⑩[]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7页。

  (11)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12)“空间平移,集中贫困”,是温铁军对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城市化特征所做的概括。参见温铁军:《城镇化不是产业化》,《人民日报》2014120日第12版。

  (13)沈关宝:《“小城镇 大问题”与当前的城镇化发展》,《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14)(15)(16)(17)(18)(19)(20)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201211221220370369页。

  (21)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67368页。

  (22)(23)《费孝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72373376页。

  (24)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25)参见景天魁:《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社会学的春天”谈起》,《学术界》2014年第9期。

  (26)赵仁伟、王晓洁、陈冀、朱翃:《人口激增引爆一线城市“大城市病”》,《经济参考报》201494日。

  (27)中国新闻社杜洋:《李克强强调: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参见新华网,2014914日。

  (28)徐国琦:《略论费正清》,《美国研究》1994年第2期。

  (29)金耀基:《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作者简介:景天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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