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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邢朝国 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提高了吗?  
  作者:邢朝国    发布时间:2015-11-18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提高了吗?

——以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评价为例

邢朝国

(北京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

 

 

本文刊载于《人口与发展》2015年第4期。

 

 

摘要: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关涉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知与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情况。按照社会融入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要优于老一代农民工。对此,文章用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评价数据予以检验。研究发现,在北京市民的眼中,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的得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所提高,但其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的得分显著下降,并且后者的下降程度远远大于前者的提高程度,这导致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明显低于其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由此可见,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性社会形象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显著下降。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有待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需任重道远。

关键词: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形象;北京市民

 

Dos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mage have been Improved?: Research Based on Beijing Citizens’ Appraise to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XING Chaoguo

 

AbstractSocial image of migrant workers is related to urban society’s cognition and appraise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 logic of social evolutionism and social integration,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mage should b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old-generation. Based on survey conducted in Beij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ompared with the old-generation, the new-generation’s scores evaluated by Beijing citizens increase in city civilization characters but decrease remarkably in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characters, and the level of decrease is bigger than the level of increase. As a result,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Beijing citizens to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s lower than that to the old-generation. In other words,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mage degenerates obviously. The results remind us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dentification by urban society need to be raised and migrant workers’ urbanization has a long way to go.

Key Wordsold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image, Beijing citizens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转型期社会不满情绪的法社会学研究”(项目编号:12CSH013);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新生代农民工与北京市民的双向社会距离研究”(13SHC01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流动人口与北京市民居住隔离意愿的社会学研究”(FRF-TP-14-087A2)和“社会转型背景下公共治理体制与机制创新研究”(FRF-BR-15-002B)。

 

 

 

1  研究背景

“社会范畴”(social categories)是认识人类社会的重要概念工具。在特定的社会中,一些社会范畴比另一些社会范畴拥有更高的权力、声望和地位,因此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社会结构(豪格、阿布拉姆斯,2010:14-15)。“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也不例外。就社会范畴之间的关系而言,农民工往往被用来与农民、产业工人这两个范畴进行对比,并以此确立这一范畴本身的意义,即在职业上接近于城市产业工人,但是在户籍身份上与城市产业工人有本质差别;在户籍身份上与农民相同,但是从事的工作却又脱离农业生产,处于“非农非工”、“亦农亦工”的模糊状态(熊光清,2011)。

一个基本事实是,农民工的这种模糊状态引起了诸多关注,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焦虑,这从媒体数不胜数的农民工问题报道和学界长久不衰的农民工研究热潮中能够窥探出来。[1] 浏览近十年有关农民工的新闻报道、学术文章以及政府文件,我们可以看到,如何解决农民工的这种模糊状态是社会公共领域讨论的一项重要议题。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角度来看,农民工往前一步融入城市社会是障碍重重,往后一步退回到原来的农民生活状态虽则相对容易,但与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发展乃至城镇化、工业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相悖,同样问题重重(蔡昉,2010)。尽管对于农民工的未来向何处去,学界大体上存在城市融入论和返乡调适论两种主张(储卉娟,2011),但主流观点是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的歧视和限制、消除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排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并最终融入城市社会(王春光,2010;张翼,2011)。这样一种主张有限度地体现在部分省市的社会政策当中,例如广东省实行农民工积分入户政策、上海市准许优秀农民工申请落户等,这从制度层面上给农民工的市民化提供了可能。

需要注意的是,与政府部门只针对少数农民工精英的市民化方案不同,学界主张的农民工市民化针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农民工,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其内容不仅涉及户籍制度以及与户籍捆绑在一起的劳动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分配体制的改革,而且关涉农民工的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城市文化适应、生活方式、自我认同、社会认同、社会交往等诸多方面的转变(郑萍,2014;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2013;梁波、王海英,2010;任远、乔楠,2010;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2008;刘传江、周玲,2004)。简言之,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工程包含了城市社会制度体制改革和农民工群体自身改变两个主要方面,二者缺一不可。需要指出的是,农民工群体自身的转变之所以被很多研究者强调,是因为按照“人的现代化”理论预设,农民工要想从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转变成现代城市社会的“市民”,需要从内在的思维意识到外在的言谈举止、从工作习惯到社会交往方式等各个层面实现“进化”,成为具有现代精神气质、符合城市文明要求的人,唯有此才能彻底融入城市社会。当然,上述种种转变需要各种干预,例如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完善法律使农民工的权益得到保护,改革社会政策使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等(廖全明,2014)。

接下来,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农民工在市民化这条“进化”道路上走了多远?对此,不少研究者用各种指标来衡量农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魏后凯、苏红键,2013;张斐,2011;刘传江、程建林,2008)。与这种复杂的衡量方式相比,另一种常被研究者们使用且简单易行的方法是将农民工群体划分成两个新的社会范畴,即“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并对两代农民工的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以此来勾勒农民工的转变。仅从“老”和“新”两个语词,我们就能觉察出浓浓的进化论气息。就研究者们对两代农民工的比照结果来看,农民工群体自身产生了诸多有利于市民化的积极变化,例如,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外出动机从生存转变成发展,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也更强,等等(王宗萍、段成荣,2010;刘传江,2010;王春光,2001)。

沿着两代农民工比较研究的路径,本文要探讨的议题是两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是否发生了显著变化?更进一步地说,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是否更具现代性,更能被城市社会接纳?之所以关注这一议题,是因为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反映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知和评价,它不仅能体现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可情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折射出农民工群体自身的变化状况。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与评价体现在国家政策、媒体报道以及城市居民认知等诸多层面,本研究仅关注城市居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认知与评价,即对城市居民眼中的两代农民工形象进行比较研究。虽然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认识与评价势必受国家政策导向以及媒体报道的影响,但由于现实利益以及社会交往等诸多因素的作用,城市居民眼中的农民工形象更为复杂鲜活,更能体现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接纳情况。

2  研究假设

对农民工群体社会形象的研究集中在新闻传播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对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研究表明,受“污名化”、“妖魔化”的刻板印象影响,有关农民工的媒体报道往往将农民工描述为愚昧无知者、肮脏病态者、粗俗野蛮者、违法犯罪者、城市秩序破坏者等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的社会形象(黄达安,2007)。当然,媒体建构的农民工形象并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元的,如贫困、需要保护的“苦难”形象,积极进取、乐于助人的“正面”形象以及贪图便宜、非理性、不遵守秩序的“负面”形象(龙智慧,2009)。有研究者用“制造麻烦的外地人”、“先进的打工人”和“需要帮助的外来打工者”来归纳媒体报道里的农民工形象(何钉萍,2007)。多项研究指出,受政策法规的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形象不断地流变,比如从“生存者”到“发展者”再到“融入者”(宛月琴,2010),从“弱势群体”到“新产业工人”再到“新市民”(彭钇楠,2012)。

现有研究告诉我们这样几点:第一,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是多元的;第二,农民工的社会形象的确逐渐变化;第三,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变化存在方向性,即从与城市文明相对立的外地人向被现代城市文明涵化、逐步融入城市社会的新市民转变。

依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的第一个研究假设是“现代人假设”,即在城市居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认知与评价中,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具有现代城市文明特质。

当然,作为农民工群体自身也有诸多得到普遍承认的优点,这在前面的文献梳理中已经提及,例如农民工吃苦耐劳、积极进取、乐于助人等(龙智慧,2009)。有论者将这些优点归纳为勤劳、节俭、互惠、人情、好学、求稳、忍耐等,并认为这些特质是传统农业文明的典型特质,甚至这些特质创造了“中国奇迹”(徐勇,2010)。就两代农民工的比较而言,如果说老一代农民工身上具有典型的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话,那么新生代农民工在涵化更多的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同时,将会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文明的特质,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二:在城市居民的认知评价中,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具有的传统农业文明的积极特质不如老一代农民工。

在假设一和假设二的基础上,我们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在涵化现代城市文明的同时,逐渐丧失传统农业文明的积极特质,那么,在这一增一减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失如何?按照社会融入的逻辑,新生代农民工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能得到城市社会的接纳和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得要求新生代农民工涵化现代城市文明的程度要远远大于其丧失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程度,唯有此,才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树立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有利的社会形象。如果这一推断成立的话,城市居民对新生农民工的综合评价会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是本文的研究假设三。

3  研究方法及变量说明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笔者于2014年在北京市开展了问卷调查。问卷询问了北京市民个人及其家庭的基本情况、与两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状况、对两代农民工的评价等。

需要交待的是,此次问卷调查是通过在线数据采集平台(SINA DATA SOLUTION)完成的。该数据采集平台拥有新浪微博、人人网、支付宝集分宝授权用户的真实信息。在抽样方面,首先通过设定被调查对象的属性来筛选用户(此次问卷调查要求调查对象有北京户籍),然后以满足调查对象条件的用户为抽样框,系统随机抽选特定数量的用户(此次问卷调查随机抽取2万个样本),之后调查问卷以任务方式发放给被抽中的用户(只有被抽中的用户才能看到调查问卷),并发放系统通知,邀请其参与问卷调查。在调查对象的条件设置上,北京市民问卷的填答者要求有北京户籍。为鼓励被抽中的用户接受问卷调查,在线数据收集平台以微币、集分宝等虚拟货币作为参与问卷填答的奖励。

在持续一周的问卷填答时间内,北京市民填答问卷人数为984人。为了保证样本数据的质量,在问卷清理时,出现以下情况的样本被视为无效样本:单一参与者只能填答一次,多次答卷无效;相同IP参与者,数据有明显重复;类似IP段参与者出现大量重复样本(5个以上),且数据有明显重复;开放题明显胡乱填答(乱码等);矩阵题规律性答题(成明显线性规律);参与者完成调查的时间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参与者IP与实际所在城市不符;选择题用概率清除法筛选;问卷中出现明显的逻辑错误答案。

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13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

1 样本的统计分布情况

变量名称

变量赋值

统计值

性别

53.4%

46.6%

年龄

平均值35.49

标准差9.11

文化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6.7%

17.3%

59.2%

16.8%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26.5%

73.5%

籍贯

户籍和籍贯均为北京(老北京)

户籍为北京、籍贯为非北京(新移民)

66.8%

33.2%

工作单位性质

党政机关国有企业

国有事业单位

集体企事业单位

个体经营

/民营企事业

三资企业

不适用

其他

14.2%

24.4%

5.6%

6.0%

33.0%

8.7%

5.8%

2.4%

就业状态

全职就业

半职就业

临时性就业(无合同、非稳定的工作)

无业

其他

87.5%

2.9%

1.8%

3.4%

4.3%

家庭年总收入

1万及以下

1万与2万之间(含2万)

2万与5万之间 (含5万)

5万与10万之间 (含10万)

10万与15万之间(含15万)

15万与20万之间 (含20万)

20万与30万之间 (含30万)

高于30

8.2%

6.0%

6.3%

16.4%

25.5%

15.7%

15.3%

6.6%

 

问卷用了相同的11个包含正向评价和负向评价的语句来测量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认知与评价(参见表2),其中6项是从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角度来设置的,包括农民工是勤奋的、勤俭节约的、可信的、热情的、好合作的、好相处的,5项是从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角度进行设置的,包括农民工是老土的(负向)、讲究卫生的、不遵守秩序的(负向)、吵闹的(负向)、文明的。答案选项均设为很赞成、比较赞成、态度中立、不太赞成、很不赞成。为了便于正向评价的得分和负向评价的得分能够直接相加,在数据处理时,对于正面评价的语句,很赞成赋值2,比较赞成赋值1,态度中立赋值0,不太赞成赋值-1,很不赞成赋值-2;对于负面评价的语句,很赞成赋值-2,比较赞成赋值-1,态度中立赋值0,不太赞成赋值1,很不赞成赋值2。这样,每一项评价理论上的最大值为2,最小值为-2,平均值为正且越大,意味着北京市民对其评价越积极,其社会形象越好,平均值为负且越大,意味着北京市民对其评价越消极,其社会形象越差。

2 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评价指标

 

对老一代农民工的评价

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

评价方向

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

老一代农民工是勤奋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勤奋的

正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好合作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好合作的

正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好相处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好相处的

正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勤俭节约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勤俭节约的

正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可信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可信的

正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热情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热情的

正向

现代城市文明特质

老一代农民工是老土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老土的

负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讲卫生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讲卫生的

正向

老一代农民工不遵守秩序

新生代农民工不遵守秩序

负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吵闹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吵闹的

负向

老一代农民工是文明的

新生代农民工是文明的

正向

 

4  数据分析

4.1  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评价

3数据显示,被访的北京市民对老一代农民工是老土的、讲卫生的、不遵守秩序的、吵闹的和文明的评价平均值依次是-0.23-0.3-0.07-0.13-0.06,都是负值,也就是说,在北京市民的眼中,老一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的这些特质方面是负面的。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在上述评价上的平均得分依次是0.340.15-0.03-0.210.04,这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在老土的、讲卫生的、文明的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被访的北京市民的肯定,但在不遵守秩序和吵闹两个方面的评价仍然是负向的,只是不遵守秩序方面的评价得分略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吵闹方面的得分不仅没有上升,反而要比老一代农民工降低了。

均值比较的结果表明:在“老土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得分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了0.574t值检验的结果显示这一增长幅度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在“讲卫生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得分比老一代农民工高了0.452,这一增长幅度在统计意义上同样显著;在“不遵守秩序”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得分比老一代农民工仅增长了0.035,增长幅度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吵闹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得分反而比老一代农民工低,虽然降低幅度不大,但在统计意义上显著;在“文明的”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的评价得分有所上升,虽然上升幅度不大,但在统计意义上也显著。简言之,在五项现代城市文明的特质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在四个特质上的评价得分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并且其中三项的增长幅度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3 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评价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

T

Sig值)

老一代农民工是老土的

-0.23

0.937

新生代农民工是老土的

0.34

0.939

0.574

13.920

0.000

老一代农民工是讲卫生的

-0.31.095

新生代农民工是讲卫生的

0.150.982

0.452

10.224

0.000

老一代农民工不遵守秩序

-0.070.972

新生代农民工不遵守秩序

-0.030.951

0.035

0.891

0.373

老一代农民工是吵闹的

-0.130.945

新生代农民工是吵闹的

-0.210.927

-0.079

-2.083

-0.038

老一代农民工是文明的

-0.060.999

新生代农民工是文明的

0.040.929

0.096

2.618

0.009

 

为进一步判断城市居民眼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将上述五项评价的得分逐个相加,得到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评价总分,理论上总分最大值为10分,最小值为-10分。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民对老一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评价平均值为-0.7823,对新一代农民工的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评价平均值为0.2921,二者之间的均值差为1.074t检验值为8.957sig=0.000<0.05,二者之间的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显著。由此可知,在北京市民的眼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现代城市文明特质显著高于老一代农民工。这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一。

4.2  城市居民对两代农民工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评价

    根据表4数据,北京市民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勤奋”、“好合作”、“好相处”、“勤俭节约”、“可信”、“热情”这6项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的评价平均值都是正数,分别为1.180.880.661.110.640.72,相比之下,北京市民对新一代农民工在这6项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的评价平均值有所降低,依次为0.320.250.16-0.13-0.010.22,其中“勤俭节约”、“可信”这两项的平均值为负值。就降低幅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勤俭节约”上的评价得分降幅相对最大(-1.237),其次是“勤奋”(-0.863),再次是“可信”,之后依次是“好合作”、“热情”、“好相处”。根据t值检验的结果,上述降低程度在统计意义都显著。

4 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评价

 

平均值

(标准差)

 

平均值

(标准差)

均值差(新生代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

T

Sig值)

老一代农民工是勤奋的

1.18

0.789

新生代农民工是勤奋的

0.32

0.974

-0.863

-23.088

0.000

老一代农民工是好合作的

0.88

0.865

新生代农民工是好合作的

0.25

0.925

-0.633

-16.941

0.000

老一代农民工是好相处的

0.66

0.864

新生代农民工是好相处的

0.16

0.903

-0.493

-13.758

0.000

老一代农民工是勤俭节约的

1.11

0.812

新生代农民工是勤俭节约的

-0.13

0.963

-1.237

-28.490

-0.000

老一代农民工是可信的

0.64

0.873

新生代农民工是可信的

-0.01

0.868

-0.650

-18.643

0.000

老一代农民工是热情的

0.72

0.875

新生代农民工是热情的

0.22

0.896

-0.503

-14.557

0.000

 

将这6项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评价得分逐个相加,得到北京市民对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综合评价得分,理论上综合评价得分的最大值为12,最小值为-12。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民对老一代农民工的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综合评价平均值为5.2037,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综合评价平均值仅为0.8230,二者相差-4.3806t检验值为-26.295sig=0.000<0.05,所以,在城市居民的眼中,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在传统农业文明的积极特质上显著下降。本研究的假设二得到支持。

4.3  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

从北京市民的评价得分角度来看,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了1.074,但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下降了4.3806,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涵化现代城市文明特质的程度明显低于其丧失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程度。本文的研究假设三没有得到支持。

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假设三,我们将两代农民工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和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的评价得分相加,得到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民对老一代农民工综合评价的平均值为4.4095,而对新生代农民工综合评价的平均值为1.1152,前者差不多是后者的4倍。对二者的均值差异程度进行t检验,t值为-15.465sig=0.000<0.05,这意味着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显著低于其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也就是说,在北京市民的眼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明显不如老一代农民工。研究结果不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设三。

5  结论与讨论

基于对北京市民的调查,研究发现,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和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的评价得分有明显提高,但其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的评价得分显著下降,并且后者的下降程度远远大于前者的提高程度,其结果是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显著低于他们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换言之,从北京市民的角度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性社会形象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显著下降。至此,本研究的假设一和假设二得到了支持,但假设三没有得到支持。

至于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评价为何会显著低于他们对老一代农民工的认知评价,需要后续研究予以进一步探究。对此,有两个可能的假设:一个是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认知评价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相符,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的确在快速丧失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习得现代城市文明的特质;另一个假设是北京市民对新生农民工的认知评价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不符,他们对新生代农民工作了过低的评价。导致这一状况的可能原因是北京市民通过降低新生代农民工在涵化现代城市文明特质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以此来保持自身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界限,维持自身在身份认同和社会形象方面的优势地位。

且不论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评价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真实状况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存在多大差异,我们从北京市民眼中看到的“真实”是农民工群体在“市民化”的进化道路上并没有走多远。这一研究结果提醒我们,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程度仍然是一个需要关注的议题。另外,本文的研究结果与学界关于城市居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主观社会距离进一步扩大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支持的(史斌,2010)。新近的研究表明,群体间的社会评价越低,彼此之间的主观社会距离会越大(邢朝国,2014)。

最后要说明一下本研究的局限。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通过在线数据采集平台收集的,在抽样时,虽然系统对用户的户籍、性别、年龄、地域等变量进行了设定,对IP地址、COOKIE进行了控制,这使样本能够充分代表北京市民中的互联网网民形态,但使用互联网的北京市民与全体北京市民在结构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样本的代表性,因此,作为一项探索,本文的研究结论需要更严格、更广泛的样本数据予以验证,并进一步深化对相关研究议题的讨论。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澳)豪格、(英)阿布拉姆斯.社会认同过程(高明华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蔡昉.城市化与农民工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0,(1):2-10.

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11-18.

段成荣、吕利丹、邹湘江.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对策: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3,(2:17-24.

何钉萍.中国农民工形象的媒体再现研究:以<人民日报>为例[D].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黄达安.“妖魔化”:农民工群体之媒介定型:国内报纸有关农民工报道的考察[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梁波.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J].人口与发展,2010,(4):73-91.

廖全明.发展困惑、文化认同与心理重构:论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1-145.

龙智慧.我国都市类报纸中农民工形象的建构:以<楚天都市报><武汉晚报>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人口研究,2010,(2:34-39.

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度测量[J].人口研究,2008,(5):48-57.

刘传江、周玲.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合[J].人口研究,2004,(5):12-18.

彭钇楠.新媒体条件下农民工社会形象转变研究:以腾讯网新闻网为例[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10,(2):11-20.史斌. 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分析[J]. 南方人口,2010,(1):47-56.

宛月琴.生存﹒发展﹒融入:新时期<人民日报>农民工形象变迁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J].人口研究,2010,(2:31-34.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76.

王桂新、沈建法、刘建波.中国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以上海为例[J].人口与发展,2008,(1):3-23.

王宗萍、段成荣.第二代农民工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10,(2:39-56.

魏后凯、苏红键.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13,(5):21-29.

邢朝国、陆亮.交往的力量:北京市民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的主观社会距离[J].人口与经济,2015,(4):52-59.

熊光清.制度设定、话语建构与社会合意:对“农民工”概念的解析[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5):107-114.

徐勇.农民理性的扩张:“中国奇迹”的创造主体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10,(1:103-118.

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6:100-109.

张翼.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1,(2)14-26.

郑萍.现代文化适应中的社会资本建构[J].河北学刊,2014,(1:117-121.

 



[1] 在中国知网上,以农民工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85508条文献数据(检索日期截止到2015112日),其中从2004年开始,讨论农民工的文献数量飞速增长,2009年达到高峰1365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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