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群体与都市公共性构建 田毅鹏
本文刊于《福建论坛》2011年第10期。 摘要：学界迄今关于老年群体与公共性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体系的建立而展开的，强调老年人是公共性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凸显老年人生活的生存性和被动性，而本文则认为老年群体是公共性构建积极的“生产者”，其所创生出的公共性主要包括：由社区老年群体“互助依赖”体系而生发的公共性、基于社区民主参与而产生的公共性、老年人的社区文体活动和社区生活所蕴涵的公共性、由老年志愿者活动而生发的公共性以及由老年人参与家庭服务而开出的公共性。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将其作用无限夸大，因为这既不符合事实，同时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老年群体 公共性 社会参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降，伴随着老龄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陆续来临，关于老龄化问题的研究随即成为国际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迄今为止，围绕着老龄化问题，国际学术界业已给出了包括“社会撤退理论”、“活动理论”、“生命周期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持续理论”、“社会崩溃与重建理论”、“年龄分层理论”、“角色理论”、“发展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解释模型，试图在争鸣探索中找出解决老龄化问题的良方。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也积极推出种种关于国际老龄问题的行动计划。当然，众多的国家也将老龄化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问题的高度，给予空前重视。从近年来老龄社会理论问题研究和评估的总体趋向看，业已呈现出由消极被动走向积极主动的发展趋向，强调通过以社会参与为主体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发挥老年人在社会上的积极作用，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化解由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本文试图循着上述理论演进趋向，结合公共性理论，探讨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在城市社区公共性构建进程中的特殊作用。
一、老年群体与公共性 1、公共性释义 作为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理论的专用术语，公共性是一个多义性、充满论争的概念。日本《国语辞典》对公共性做的解释是：“就公共性的性质而言，其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而且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而在日本学者斋藤纯一的笔下，所谓公共性“就是不求“闭锁性”和“同构型”的共同性，是抗拒“排斥”和“同化”的一种相互连带。”【1】中国学者李明伍则将公共性概括为“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2】总结上述概括，我们会发现，公共性概念最具核心意义的要素包括：（1）共有性，即对社会具有极广的利害和影响，其影响不是限于特定的集团，而是面向社会全体；（2）公开性，通常是指以公开讨议的形式而形成的公共议论；（3）社会有用性，公共性既是一种价值体系，同时也是以公共事业为主体的公益服务体系；（4）作为一种社会理念，公共性是一种基于正义和公正，为达致公共善而努力行动的价值体系。 历史上，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1955年，美国学者李普曼于发表了《公共哲学》一书，呼吁通过陶冶人们的公共精神来重建自由民主主义，他把这样的思想称为公共哲学，但令人深思的是其倡议并未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强烈反响。到20世纪晚期，世界范围内关于公共性的议论骤然升温，各种观点层出不穷。公共性问题的探讨之所以在此时期走热，主要是因为20世纪晚期以来人类文明为一种衰落和悲凉的氛围所笼罩，在“发展主义”主导下，人类社会在物质发展方面虽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就总体而言，“发展主义”话语下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直接与“衰落”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我们的文明在‘发展’，人们仍视这些特点为一种失败或衰落。”【3】伴随着现代化或社会转型的进程，人们开始从各种共同体中被“解放”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个体存在。但在社会尚未实现新的更为高级的社会联组的情况下，人际关系开始疏离，走向原子化，陷入自我封闭的小圈子。每个人甚至开始“与同时代人疏远，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4】人们的社会联系走向弱化，但这并不是说人们之间的直接互动关系不存在了，而是说，这种直接的联系越来越简单，并且带有较强的功利化色彩。严重的社会衰败使得传统的基于“公”（政府）和“私”（家庭）的社会治理系统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开始选择新的依托于团体的公共精神，修复业已破碎的社会纽带，重铸国民的道德。 2、公共性构建之承载者 公共性理念的实现总是以特定的人群为载体来完成的。在学术界，较早从“阶层”和“群体”的角度探讨公共性构建承载者问题的是亚里斯多德，他认为中产阶级是最富有公共情怀的。因为中产阶级性格温和持中，“既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他们的资产也不像富人那么多得足以引起穷人的觊觎。既不对别人抱有任何阴谋，也不会自相残害，他们过着无所忧惧的生活。”【5】是上流社会与底层社会间矛盾冲突最重要的平衡力量，亦是现代社会公共文化最主要的承载者。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对公共性承载者问题论述较多的是美国当代学者雅各比，他认为公共知识分子是社会公共性最重要的承载者，他在那篇惊世骇俗的带有宣言性质的名篇《知识分子的消逝》一文中，宣称：由于“在35岁甚至45岁以下的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美国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引发什么评论了。在过去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6】在雅氏看来，失去了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承载者”，现代社会的公共性便不可避免地走向萎缩。 上述关于公共性承载者观点的启发意义在于：第一，一个社会的公共性构建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其构建需要真实而具体的“承载者”；第二，探讨了人们的“职场角色”与“公共角色”之间的关系，强调作为社会利益关系集合体的“职场空间”对“公共性”构建的侵蚀和弱化作用。因为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如果一个人长时间陷入“职场”，或其“职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其公共关怀便存在被弱化的可能；第三，在公共性界定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对“公”与“私”进行裂变式的处理，应该把公共性的契机编入到私的行为当中。这样一来，就不是只有公共机构和市民运动来担负公共性，而是从每个人日常行为的积累中开拓公共性。”【7】 3、老年群体与公共性构建之关联 循着亚里士多德和雅各比的研究思路，我们认为，公共性的概念与老年人似乎有着不解之缘。考诸文献，我们会发现学界迄今关于老年人与公共性之关系的研究，主要是围绕着为老年人服务的公共体系的建立而展开的，强调老年人生活的生存性和被动性。按照此种观点，老年人是公共性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此种研究取向的影响在于“强化了老年人的生活依赖。尊老养老文化是指社会和家庭成员基于敬老、养老的价值观、道德观所形成的一种代际间互动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所强调的主要是子代对父代、晚辈对长辈的资源流动,而父代和长辈则坦然地接受这种流动并形成一种理所应当的由子女侍奉、照料、赡养的文化心理。养老的生存性色彩浓厚。”【8】对老年群体生活的被动性和生存性色彩的过度强调，其直接后果便是人们很少从积极进取的角度去思考，从而使老年人与公共性的关联带有极强的消极性和被动性。 在欧美学界，此种理论情调则以著名的“社会脱离理论”为代表。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有二：其一是“生活消极论”取向。1961年伊莱恩·卡明和威廉·亨利在《逐渐衰老》一书中提出“老年人减少他们的活动水平，寻求较消极的角色，减少与他人的交往，越来越关心他们的内心生命却被看作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和令人满意的。脱离理论的基础是假设能力不可避免地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和普遍期待死亡。脱离的过程可能由老年人也可能由社会起动。不管脱离社会的过程如何开始，都可以假定是相互起作用的，对社会和个人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9】 其二“社会退场论”。认为老人在社会上退场的行为“不仅适应老年人，而且对社会也有利。所有的社会都需要井然有序地把老年人的权力传给年轻一代。例如，退休政策被认为是确保具有新能力和技能的年轻人进入职业角色的—一种手段。脱离理沦认为，社会服务——如果有的话——不应该谋求恢复老年人的生气，应该鼓励他们退出社会。”【10】 与上述消极被动的生存性取向不同，我们认为老年群体与公共性构建存在着明显的积极性关联。主要表现在：（1）一般说来，老年群体一生漫长而曲折的经历往往使其对公共道德的体悟更加充分。众所周知，儒家是尊老的，这不仅因为老年人对其后代有恩，更主要是因为老年人富有生产智慧和社会智慧。孔子在《论语.为政》中对自己也是对理想的人生状态有过一段真切的自我评价。原文表述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世人们一般把这些自我评语作为人生不同阶段所应达到的生活和道德智慧的理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孔子这段著名的人生阶段成长论中，也可窥出人生德性智慧累积的深层意蕴。作为社会人，人只有善于积累，才会对人与人、人与社群、人与自然等基本关系产生深刻的理解，并应对自如。依此而论我们似乎应该承认，在老年人的身上，我们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淀起来的更为丰富的公共道德精神。 （2）在告别职场之后，老年群体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为其社会参与提供了可能。在现代社会背景下，人的社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属于职场和单位的，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个体都基本上从属依赖于组织。毫无疑问，这对每一位个体人的社会公共角色扮演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而当人步入老年后，来自职场和单位的身份依从大大减弱或基本上不存在了。转而从“职场人”、“单位人”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人”和“社会人”。在这一意义上，只有老年人才实际上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生活，社区和社团成为老年人公共参与的平台。 （3）当然，老年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质性群体，其内部的构成非常复杂，其参与模式也各具特色。一个人脱离社会的程度与其个人在社会结构中所处地位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从事脑力劳动的老龄群体比一位退休的产业工人会有更多的机会保留他在职场的专业职务。一个在职场上做过领导的退休老年人似乎更具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资本及运作能力。 总之，我们认为，老年群体所承载的公共性似乎更为丰富。开发老年人身上所承载的公共性，有利于改变社会对老年人的负面态度，并探寻老年人重新进入社会的现实途径。我们不能仅仅从消极的角度去理解老年人与公共性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在城市社会中老人是最有可能成为“公共人”的人群。
二、基于老年人社会参与而创生出的公共性 日本学者佐藤庆幸认为，人类文明的“社会系统”一般是由公的、私的、共的或志愿部门以及社区部门这四个次级系统间的相互关系所构成。【11】所谓“公的”，主要是指“政府的”和“官的”，大体上包括了学术界所说的社会构成中的“第一部门”；所谓“私的”，是指带有个人的私密性“家庭空间”和“个人空间”；所谓“共的”或志愿部门，则主要是指社会的第三部门；社区则是“自下而上”的市民自治组织。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社区参与和志愿部门参与等直接参与上，而忽略了四个层级之间的关联和互动，忽视了基于“私的领域”的间接参与而开出的公共性。循着上述思路，我们会发现基于老年人社会参与而创生出的公共性颇为丰富。 1、基于老年群体社区活动而产生的公共性。 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人的社会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职场和单位而得到展开的。职场角色扮演虽然具有较为明显的社会性，但建立在职业群体利益基础之上的职场参与和社会参与，因其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和部门代表性而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个体都从属于组织。毫无疑问，这影响到个体人公共角色的扮演。而当人步入老年后，来自职场和单位的身份依从大大淡化或基本上不存在了。相比之下，人们在退出职场之后社会参与的力度虽然有所下降，但其社会参与的广度却有所扩大。于是，社会意义上的社区人和社会人的角色便很自然地浮出水面。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只有老年人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生活。与一般职场人将社区当作“睡城”不同，老年群体的社区生活是真实的。虽然20世纪晚期以降，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社区认同危机，但对于老年人来说，社区仍是目前其可以将其生活融入社会生活，重新建立进入社会最重要的管道。 （1）由社区老年群体“互助依赖”体系而生发的公共性 人类从降生到离开这个世界，无时无刻不是存在于一个依赖体系之中。与婴儿时期的“怀抱依赖”不同，老年人晚年最可靠的社会依赖是其老年同伴群体。尤其是在社区中，那些离开职场单位，回归社区生活的老年人，通过参与社区组织的团体活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老年伙伴群体。由此群体而建立的老年互助体系在其现实生活中往往起到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与职场上活跃的单位人相比，蛰居于社区中的老年人社会资本的活跃程度要打些折扣。为避免老年人的原子化，依据其兴趣爱好结成团体，通过兴趣社团活动，有助于其实现再社会化和再组织化。由此，“老年人的社会公益组织和互益组织是老年人实现自助、互助和他助的重要载体, 也是我国传统单位制度弱化以后老年人获取资源和利益传输的重要渠道, 同时也是政府节约社会管理成本, 提高老年社会政策效率的重要途径。”【12】 （2）基于社区民主参与的公共性 在国外老年学研究中，很多学者都强调老年人政治参与的特殊作用：“当前的老年组织比起它们的前辈由于以下几种理由而更具实效。第一，当前的老年组织的各项要求更富现实性。第二，现在的组织在追求其目标上更有坚持性。第三，它们更具竞争力。第四，它们的领导并不是依赖于某个不可代替的、神圣威严的领袖；第五，当前的组织由于拥有较多的成员和不同的供选择的收入来源，因此在财务上也更为段实。第六，当前的政治环境更能接受和容忍老年人和他们的问题。”【13】而转型期的中国社区民主参与的主体实际上主要是老年人群。可见，基于社区民主参与而生发出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托于老年群体而实现的，故老年群体既是社区民主的生产者，也是享用者。 （3）老年人的社区文体活动和社区生活中所蕴涵的公共性 一般说来，老年人积极参与社区文体活动，必定会对社区文化氛围产生积极的影响。此外，这些每日生活在社区公共空间中的老年群体实际上扮演了社区最为有效的治安监控器。诚如城市研究的女杰雅各布斯所言，城市街道拥有很强的自治功能，主要表现在：“组建公共监视网，以此来保护陌生人以及我们自己，发展一个小范围的、建立在日常生活基础上的网状关系，以此来建立一种相互信任和社会监控的机制；帮助把孩子纳入一种相当负责的能包容的城市生活里。”【14】很显然，前面所说的这种带有自治功能的公共监视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老年群体来实现的。老年群体以社区街道和公共空间为依托的互助行动，不仅可以发挥自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产生公共性。 （4）基于个体老年精英志愿者魅力而生发的公共性 近年来学界的理论分析表明：“老年人从事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的动机与青年人不尽相同，但同属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行为，期待的主要是心理收益；而且老年人从事志愿者活动拥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同时也更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15】 “不同于其他群体，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更多的是实现精神和心理的满足。因此，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浓厚的“回报党恩”与“党性”情结。老年人强烈的参与愿望与其特殊的生命历程和制度背景有关。”【16】 2、由老年人参与家庭服务而开出的公共性 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学理论体系中，家庭被定位为“私人空间”，但当我们把“世代”概念引入到分析体系之中后，便会发现：作为家庭与社会的结节点，“家庭不单纯是私人空间，可以把它定位为与公共性相关联的单位，使其成为一种战略性概念。有必要以与家庭和社会两方面相关联的世代概念为杠杆来思考公共性。”【17】由此，“发挥世代生成力，从对可持续社会做贡献的意义上讲也担负着公共性。即使它发生在私人家庭的亲子关系当中，但作为结果是向下一代负责任，所以它是公共的。”【18】在华人世界中，一个人在其成长阶段，有成家、育子、立业的使命，而当其步入老年后，亦约定俗成地负有帮助子女料理家务的责任。但值得提出的是，在现有的理论和政策框架体系内，往往将老人的家务劳动视为“私域之事”，而未将其列为对社会贡献的范围内，从而抹杀了老年群体的重要贡献。对此，有的学者明确指出：“目前各种方法计算国民收入劳动是不包括家务劳动的，因为家务劳动不能创造物质产品，在市场经济的国家家务劳动也不算作产值，只有通过市场的那部分才计入国民生产或国内生产总值。这就意味着, 从事家务劳动不算作参加社会发展。其实, 老年人退休后从事家务应看成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因此, 老年人退休后自觉承担一些家务劳动和照顾子女生活、工作, 减轻子女的家务和培育下一代的负担, 无疑是有利于子女的学习和工作, 在这个意义上说, 是对社会的间接贡献，应该受到年轻一代和社会的尊重。”【19】
三、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限制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最重大的成就之一，同时又是人类迄今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挑战。毫无疑问，作为一种积极的老龄化战略，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形象，提高其生活质量，提升其生活境界，具有重要意义。2002年，联合国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届老龄问题世界大会上，通过了《国际老龄问题行动计划》，强调老年人正面形象是《国际行动计划》的组成部分。要承认人生经验带来权威、智慧、尊严和克制，敬老乃人之常情，自古而然。但在某些社会中，这些价值观念常常被忽视，需要越来越多保健和支助服务的老年人大都被看成经济负担。健康地进入老年固然是老年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但公众将注意力集中在保健规模和费用、养恤金及其他服务上，从而对老龄产生负面形象。应使风度引人、多采多姿、富创造力并作出重要贡献的老年人形象受到公众注意。 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充分肯定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积极作用的同时，要注意不能将老年人社会参与的作用无限夸大，因为这既不符合事实，同时还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因为“如果把老年人对社会贡献不恰当地夸大, 就会造成一种印象, 老年人可以继续成为生产者, 削弱社会对“老有所养”承担的责任, 对老年人也是不利的, 而老年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以“ 老有所养” 作为前提的, 如果老年人晚年生活得不到保证, 老年人对社会贡献将受到极大的限制。”【20】此外还应注意到其社会参与活动存在诸多局限性，主要表现在： 1、社会关系的稀薄化 应该承认，现实社会中诸多正式社会关系，基本上是围绕着“职场社会”建立起来的，一般说来，当老年人退出“职场”后，其一生中依赖于职场而建立起来的各种正式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开始褪色。这也正是迄今为止一些老年学研究者对老年群体社会角色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他们认为社会中，“不断加快的社会变化速度产生了一种重视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各种美的概念首先集中于和年轻人相联系的那些特征之上。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往往也就是当时年轻人的价值观。而老年人的价位观和信念，常被称做‘旧式’的或被认为是应该抛弃的过时生活方式。”【21】虽然上述观点是一种不合理的偏见，但我们在评估老年群体社会关系现状时，却不可忽视其社会关系稀薄化的事实。毫无疑问，这种渐趋稀薄化得社会关系现状，对于老龄群体的社会参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制约。 2、个人身体状况之局限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身体状况不可避免地呈下降趋势，毫无疑问，这对于老年群体的社会参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新旧世纪交替之际，在国内颇具影响力的居民互助组织长春朝阳区“和心俱乐部”的创始人史品忠便是一个典型案例。2000年前后，年逾七旬史品忠开创“和心俱乐部”时，主要依靠的是一种助人的奉献精神。但随着老的志愿者离开或去世，人口流动性大，旧有的活动办法受到了冲击。因资源匮乏，史品忠为帮助居民往往需要自己付钱。史品忠本人身体不好，老伴有较重的心脏病、胆囊炎，每月看病吃药花很多钱，两个人工资又不高。无奈之下，他只好离开俱乐部，回到居住在哈尔滨的儿子身边。 3、老年群体社会参与的分化 老年群体不是一个简单的同质性群体，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故其社会参与行动也自然会产生较大的差异。有的学者发现，“老年人社会参与更多地表现为‘消极参与’,体现自上而下参与的取向,带有明显的政府动员色彩。老年人自下而上的参与严重不足,自组织性不强。”【22】导致目前老人群体的社会参与主要是依靠“老年精英”展开的。而欲拓展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广度，就必须遏止老年群体社会参与分化的局面，积极动员，形成新的社会参与格局。
参考文献： 【2】李明伍：《公共性的一般类型及其若干传统模型》，《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7】【11】【17】【18】【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主编《公共哲学》第六卷《中间团体开创的公共性》，刘文柱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第223-224页、第131页、第147页。 【12】陈红：《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人口与经济》第3期。 【14】【加】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16】段世江等：《老年人参与志愿者活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河北大学学报》2010年2期 【21】【美】里查得.C.克伦塔尔：《老年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22】李宗华：《近30年来关于老年人社会参与研究的综述》，《东岳论丛》2009年第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