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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栾殿飞 周延东 两岸青年从个体间互动走向公共参与  
  作者:栾殿飞 周延东    发布时间:2013-09-02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两岸青年从个体间互动走向公共参与--郑村琪先生走进人大校园

栾殿飞 周延东

文章来源:《特区经济》2013年第5期

[  ] 海峡两岸青年从话题认识走向相互了解。郑村琪先生以自身经验为基础与台湾、大陆学生等,在全球化视野下对如何来看待海峡两岸青年的共同未来进行了解读,并针对青年力量如何走进公共参与、作为个人我们在社会实践中怎样与周围以及周围的周围去进行交流等问题,探讨了如何在一个能得到中性判断表层之上进一步得到相互认同,为两岸青年的未来寻找一丝两地情缘与更多的相互理解,同时为两地青年留下了共同探讨的广阔空间

[关键词]   公共参与;个人;交流;中性;认同;理解

公开主张从阶级角度看问题,惯用小老百姓、统治阶级来分析事情。也不畏反共的台湾气氛,以共产、社会主义角度看现状,一直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现在的民主制度。

                                                       ------郑村琪

郑村琪先生作为一名台湾社会活动者,通过自身实践,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社会背后某些不为人知的真相,曾为劳工群体做代言,争取劳工在台湾社会的利益及尊严,他又感于冒天下大不韪,替台湾社会最底层的娼妓争取合法权益。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活动,证实草根群体是台湾社会最为有发言权的公民。作为师长,郑村琪肯于在社会活动中与青年志愿者分享每一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经常以互动的形式来完成共同的目标,在讲堂上他与学生进行无数次的对话,以公共参与为主题,设想民主社会的未来蓝图。他曾指出理解的困难程度是人与人之间矛盾产生的基本源头,要用交流的方式,在一个公共平台上谈内部和外部原因,不只是着眼于局部,要用光谱式思维去看待一切发生与正待发生的事件,同时要保持自我立场及态度,但不要忘记他者的存在,忘记他者就是忘记自我的警戒。他又重申,每个人看待世界或周围周围周围时,由于社会背景、家庭背景、社会所处位置等因素的不同,这会给公共参与带来误解与冲突,在这样情况之下,最重要的问题是当今个人崛起的同时,公共空间、公共性、公共参与中的自我是如何成为一个整体性的自我

20121125日,受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心理学研究所和中国人民大学勺见学生社团的之邀,郑村琪先生走进人大校园,与中国大陆学生、台湾学生一起展开公共参与式的问答活动,开展了主题为“对岸青年,我与你对话的座谈会,两岸青年通过座谈内容觉察到了公共参与过程的重要性。

两岸青年的问题提起

长期以来两岸青年在相互交流、公共参与上取得了跨越式的进步,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对问题的错误认识。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问题在出现后,如何来对待问题,怎样做到从价值中立的角度去理解。郑村琪先生就是用抛砖引玉的方式,以问题为前提,回答为铺垫来展开这次“对岸青年,我与你对话”座谈的。

一切皆由问题开始,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郑村琪先生用朴素的语言与两岸青年对话的同时,让我想起竹内好曾经说到:自己没有问题,只是去了之后,什么也看不清楚。就是去再多的人也不会明白中国的情况。……为什么看不清呢,就是因为自己没有问题。讨论中的提问与发言会表明提问者的态度-立场-判断-行动等一系列等方面。

首先,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学对台湾历史教科书里怎样介绍大陆情况以及文化上的认同是否中性?台湾同学是否喜欢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以及喜欢哪位作家?其风格如何?又对台湾同学问起是否喜欢台湾本土作者九把刀的文学作品等提出问题。接下来是台湾同学从台湾民主选举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学术理论与实际发生背景下,对台湾青年对民主的认识是否存在偏差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透过大陆青年看自己,他们根据当时在解严背景下导致的政治发展,讨论是否存在两个烂苹果的选举等问题,并对当下网络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与民主进程的关系出发,讨论了网络化对民主进程有多少促进作用、民主形式是否会从网络民主走向街头民主、民主应该如何通过网络的表达方式来形成市民话语权等问题。

在以上问题提出之后,经过热烈讨论,郑村琪先生以日常生活中的底层共识为起点,反思自己这些年通过每次活动后总结的经验得出:相互认同的痛苦与痛苦中的反思是建立在公共参与之上的结果,只有亲身参与后才可以通过其内容有亲身感受,才能总结经验。同时让人感到欣慰的是两岸青年在公共参与中相互交流,彼此迫切希望理解对方的基础之上,对自己以往的认识进行反思,重新看待共同的未来。

同时参会的嘉宾沙莲香教授、孙庆忠教授、廖菲教授、郭玉锦教授、周延东博士、陈昳茹博士、祖霞博士、杨震博士、栾殿飞博士、刘美玲博士、符隆文硕士、吴如画硕士、庞博硕士、罗潇硕士、赵长清硕士以及校外参与者等,共同围绕公共文明中的公共参与、自主性、公民意识与行动等,与郑村棋先生进行长达5个小时的交流,大家一致认为从个体互动走进公共参与是构建后公共文明的重要途径。

个人与公共参与

1907年,鲁迅曾这样谈到个人一词的传入: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这句话说明个人一词在士大夫眼里是负面的,因此鲁迅在这句话里表明的含义是:二十世纪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一词。就此说法,个人的现代意义是什么样?郑村琪先生对这一问题的解释为:在当下中国,个人可视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元,在永恒”“变化的条件下个人意识的加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的结构,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急剧形成。在公共文明方面上,特别是伴随着改革开放30年里,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的公共文明及公共领域里,个人的角色变得极为复杂和重要。对今天两岸青年而言,个人幸福与个人自我展现渐渐的成为人生的一个重要目标。但这个个人并不是穆勒在群己关系中,强调的是,不是自我的个人情怀,要把个人视为公共参与的一个单位,个人的优秀,是为了贡献于集体,也可以说是为社会与国家。就像贝克夫妇提到的:与个体化之间的区别一样,中国式现代性条件下强调个人要超脱自我,成为一个奉献的自我。同时郑村棋先生肯定了,在讲公共文明与公共参与时,存在部分个人只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个人义务和他人个体权利的趋势。在当下中国社会要提倡超世代的公共体的概念,因为公共场所是时空性假设,所以公共体的构成个人也包括过去的个人和将来的个人.在这样的超世代公共性之中,需要考虑作为公共个人利益的超世代公益问题。在从另一种个人角度来看时,以往被看作私人领域的家庭或朋友圈也可认为是存在公共性的最小单位,因此,公共性的实现,一定是从个人到小团体的公共体出发,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得到新生。在现实生活中公共参与里最明显的主体就是志愿者,从个人转换到志愿者,在成为行动者的同时又展示出个人的张力,行动者是社会情境一员的同时,有时采取的是一种通过公共参与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反应呈现的形式,这样的公共参与会使个人增进对复杂事件情境的了解。

郑村琪先生还在对话中提示,在当下中国个人小团体的关系中,即是在血缘亲族内部也是基于一个个具体的个人,更重要的是,个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局限于原有的亲朋好友,而是具有建构性的,能够通过个人关系的建构不断地拓展。个人小团体之间的社会领域也可以成为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力量会把个人组成一个个小团体后形成公共空间的意识,虽然现实生活中的个人一直处于小团体之内,但是这样的小团体的形成并没有在个人的意识当中,从实际上说不是个人自立形成的公共空间,所以用个人的概念来激发生活中小团体,形成无数个个人的公共性,达到公共参与的目的,是具有现代性意义的。

他者与公共参与

两岸青年在看待公共参与与行动者的意义上有着不同的目标和考虑,这实际上是因为两地的社会背景不同。台湾由于存在社会变迁与宗教团体等因素,使得台湾青年力量大多通过自身行动的形式来完善自我、通过公共参与为社会做贡献,同时也积累社会实践经验,使自己的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增长才干等。台湾青年对公共参与关注的直接结果是使台湾公共文明带有很强的理性色彩。因此,公共参与与日常生活并为一体,出现底层社会公共参与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大陆青年的底层社会公共参与意识要比台湾青年略呈弱势,但是近年来内地犹如雨后春笋般的小团体快速形成后,通过相互借鉴的方式,内地的社会公共参与已经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虽然可以看出两地之间在方式上存在不同,但这并不影响青年参与者的公共参与意愿。另有一个可以借鉴的是台湾文化中的宗教公共参与因素,在70年代中期,即台湾解严前后,从民间释放出各种力量及蓬勃发展的宗教团体积极进行了各种活动,构成了今日台湾社会的特殊景观。不过甚为可惜的是,当时在宗教公共参与活动之中,对公共文明与公共性及公共参与的本质进行研究的学者不是很多。

台湾本土是一个多宗教、多信仰的地区,在约23300000人口中,有将近八分之一的民众拥有宗教信仰,更有超过五成的民众经常参加各种类型的宗教仪式与庆典,强调自己是无神论的民众占约18%。在台湾民政部门的官方网站上可以找到相关25种宗教类别,但是一部分民间信仰并没有归类于次,所以在是否是宗教徒问题上,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在台湾社会公共参与中宗教组织起到一个社会关系网的作用,使社会各阶层的人都可以参入进来,通过宗教内的认同,一个个个人可以利用这层社会关系达到共同行善目的,同时以个人身份进入宗教后,通过教义在个人道德追求和公共参与之间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当然,也有一部分入教者为了避世等个人原因,并没有参与进来。郑村琪先生对台湾宗教的社会组织功能进行了评价:台湾宗教的社会工作分量很重,社会影响力很大,随着宗教团体经济实力增强,其所附属的慈善、教育、文化和卫生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工作分量也日益加重,其慈善事业中包括很多机构,有时连政府也求助于宗教团体,在宗教公共参与活动中,许多台湾人主张借助宗教的力量重振中华传统的道德精神,改变社会的乱象,因此,宗教活动广泛展开,以其特殊的方式和手段积极影响人们的公共参与意识,重新建立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在这种状态下,宗教团体可以通过众多的教徒与社会各阶层建立紧密联系,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社会网络,因此,宗教力量在延伸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同时,可以组织社会每个角落的各种力量,甚至有些宗教团体可以联系到世界各地的分团体,这在社会公共参与中可以起到网络化效应。在社会公共参与动员功能上,台湾的一些宗教领袖,在社会公共参与中达到一个号召力的作用,这种号召力,比一般的社会团体更具有求心力,一旦团体发出号召,人人都愿意尽力而为。在公共参与传播方面上,台湾宗教团体以各种现代传媒方式宣传公共参与的益处,同时台湾宗教的公共参与方式积极适应社会主体潮流,在宣扬宗教信仰的同时还有助于社会风气转向。在卢云峰的调查中显示宗教信仰可以提高公共参与的倾向,其信仰度越高就有更强的公共参与意识,特别是在华人社会里特别突出,这也可以说明进入教会后不会减弱公共参与的特性,反而增强,但其重要特征是集体行动,宗教的整合度也比一般社会团体密度性高,而且宗教也有家庭内部的传承与连带性。台湾宗教的社会公共参与次数虽多,但是不同的宗教信仰在公共参与频率上不同,有其差异性存在。有宗教信仰的人行善的可能性大,其中青年人、专业人士及服务工作者参与性比较大,家庭主妇、管理者、老年人的参与性底下。

在华人社会中,由于宗教信仰与公共参与的程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二者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使得使宗教呈现出具有培养公共参与主体的隐性功能,但同时公共参与在宗教活动中的仪式工程中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宗教仪式中的帮助他人、奉献社会等信念在信徒的日常行善行为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并且这种愿望在宗教的日常工作中大多也是通过参与到公共主体当中来实现和完成的,因此交流的内容与过程就是参与社会,目的就是行善,而且由于宗教信仰的存在和宗教意识是思想上的主动接受,因此这种行善行为是主动性的、积极的而非被动的、消极的去完成一项形式上的“行善”,这正是公共参与的意义所在。这最终会造就一个行善的社会,进行公共参与的动机就是对外行善,不求所得,形成真正公共参与的意义。与西方的公共参与意识稍有不同的是,台湾的是功德性行善,所以在公共参与活动中以帮助他人的事例居多。

公共参与的本土化探索

两岸青年在谈到作为个人进入公共参与的话题之前,在公共参与的想象和想象的公共参与的理解上有一定困难,在知情祛魅的过程中,认识到我们的公共参与在许多方面上已经是西方化的,但是许多中国青年还并没有习惯这种公共参与方式,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很多的公共参与规避和难以理解的现象。实际上在中国民间社会里一直就存在公共参与的本土方式,它与西方式的,也可称为外来的公共参与模式有很大的不同,本土的公共参与方式是建立在民俗风尚的基础上,能够得到本土人的普遍遵守与认同,而外来的公共参与方式是直接转移过来的,在某种程度上得不到认同是可以理解的,因此,外来参与方式就要与本土社会风尚一致。

郑村琪先生就公共参与本土化的现状来说:台湾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影响中国大陆的,特别是在不远的将来,台湾青年力量通过社会公共参与的影响力,会给大陆公益社会团体带来春天般的生机,这种影响力是欧美做不到的,因为台湾与大陆拥有共同的历史、语言、两地情缘关系。另一种情况是,在公共参与事件的过程里看到,本土的公共参与中明显带有行政化主导、礼俗社会元素及社会组织化等特殊因素,而现如今被移植到中国的公共参与方式中,明显具有公共参与制度化、法理社会元素及社会自治等因素,上述因素在现实公共参与活动中并不明显,但是因此类条件的不均衡后果,造成了以个人参与公共活动时不利,形成其障碍的最大原因。

中国式公共参与的小团体是在无米下锅的状态中成长,没有成熟的组织化制度,没有充足的专业化成员,没有充足的资金等,这样的小团体时时刻刻面临着生死存亡。这就说明其方式中存在很大的问题,使个人进入公共参与等活动上,会有大打折扣的倾向,例如参与者的个人,在条件不是很充足的参与环境里,就面临公共参与选择的困境,造成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等现象。

但是由于个人参与者对公共参与的认识和看法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目的公共参与,这种现象在一些公共参与活动中有较为明显的呈现。例如李先生是北京高校里的一位研究生,由于地缘关系,对北京不是很熟悉,学校里的同学也都是很忙,通过一次特殊的机会,他成为小团体内的个人。他通过公共参与活动,认识了很多北京高校的学生,同时在公共参与活动中碰到了很多生活中没有遇见的事,回到学校后,经常和同学分享公共参与的过程。从上述情况看这是李先生交朋友的最好机会,不只是社会上的公共参与交友,在实际生活中也与不同的个人做了一次良好的互动,从学校扩展到了校外。自己也经常通过非公共参与、私下聚会里和新认识的朋友相互学习。通过多次公共参与后自己认为自己真的参与到社会之中,同时帮助了别人,也帮助了自己,扩大了自己的生活圈和熟人圈。

这就体现了,中国式公共参与的本土化。以参与为形式,通过形式形成了互惠作用,在通过自身参与的同时,自己也在活动中取得收获,证明了公共参与者本身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在一个社会破碎化和日益增长的社会不平等的状态下,个人通过公共参与经验达到提高自身修为的目的。这种公共参与形式具有的功能是为了个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展示了自我的另一面,尽管当下社会中,有些人不是很理解其内在含义,但是随着一个个个人的互动,会使公共参与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

小结

在研究公共参与问题领域里,一种相互联动的个人在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主观性的影响。此文章借助于台湾社会活动家郑村琪先生走进人大校园座谈会所阐述的观点,将台湾视为可以参照内陆地区的他者,或者说通过台湾这个他者可以观察到中国,采取将彼此作为参照的他者的方法来观察两地的个人公共参与情况。尽管相互的背景与参与方式不同,但是两岸青年都认为,在全球化范围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展的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行的。

首先,是在个人自省的条件下,进入公共参与后作为实践者,不仅要看到公共参与的本质,还要摸到公共参与实质,不分精英、中产、草根等层次,作为公共人来完善自我;其次是认知,在公共参与中,因实践者各自追求的目的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而导致的状况是不确定的,就是说实践者的主观性导致不确定性,只有相互交流、承担责任,才会避免实践者或参与者的判断失误,以此认识自我,认识他人。最后是颠覆,在公共参与中,自我的行为有时不会被认同,甚至是误解,这是在多数人的思想观念凝固后遗留下来的,要用自我的意识和行动去启发颠覆多数人的观念。

参考文献

[1 ][].查尔斯・H・扎斯特罗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第六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2] [挪威].贺美德,鲁纳编著.自我中国现代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崛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1.

[3] 傅佩荣.《孟子》新解[M].译林出版社,2012,(01.

[4]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

[5] 加加美光行.现代中国学的方法[Z].爱知大学21世纪COEプログラム国际中国学研究センター,2006.

[6] 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三-民族性三十年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02.

[7] 沙莲香.的结构位置的一种释义[J].社会学研究,2000,(03.

[8] 沙莲香.站而不止于其中的诠释”—认知80[J].当代青年研究,2011,(11.

作者简介:栾殿飞,男,黑龙江哈尔滨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周延东,男,山东平度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zhouya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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