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视野下的主观幸福感

——基于上海的经验研究

袁浩 马丹

本文发表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社会质量由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四个维度组成。这四个维度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上海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和住房所有权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经济因素，而个人收入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在社会凝聚和社会包容两方面，特殊信任和社会组织参与程度等因素能够较大幅度地提升人们的幸福感，而孤独感却能明显减少人们的幸福感。社会赋权部分中的社会失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而人们对自致性成功的认识也可以改变他们的幸福水平。

［关键词］社会质量;主观幸福感;上海;社会失范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实力高速增长，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普遍提高，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因此，社会科学家们纷纷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探求主观幸福感的本质以及如何才能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最近，源起于欧洲的社会质量理论为研究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和研究范式，为系统探讨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大部分都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通过分析2010年在上海所获得的调查数据，考察了社会质量对人们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并检验了社会质量理论在中国背景下的适用性。

一、社会质量与主观幸福感

社会质量理论最初是在1997年由欧洲社会质量研究基金会提出的。所谓的社会质量指的是人们能够参与社区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程度，人们可以通过这些参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幸福和个人潜能。［1］这一理论从现代社会中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之间所持续存在而又密切相关的张力出发，认为个体的自我实现和集体认同的形成都受到这种张力的推动，从而将社会行动者转化为能够实现社会质量的行动者。

社会质量理论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多元综合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维度: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以及社会赋权。社会经济安全指的是人们获取的可用来促进个人社会互动的生活必需物质和其他环境资源的可能性，代表着制度和组织系统为社会成员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经济保障，以使人们在面对各种社会风险的情况下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社会凝聚指的是以团结为基础的集体认同，揭示的是基于共享的价值和规范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也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社会关系在何种程度上能保持整体性和维系基本价值规范。社会包容指的是人们获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制度支持和社会关系支持的可能性以及获得这些支持的程度。社会赋权指在参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中，个体所具有的能力以及个人对自己行动能力的认知程度。

社会质量理论关注的是生活在发展变化的社会中的行动者，其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解决系统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冲突，从而改善社会状况，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个人发展潜力。从社会质量理论的角度来看，客观的生活条件是人们过上舒适满意生活的基础，而人们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和自身所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社会质量特别关注个人参与那些能够提升其生活质量并发挥个人能力的社会性活动情况，同时也关注社会体系运行的和

谐性、稳定性和发展的协调性。

以社会质量理论为基础，欧洲的研究者在微观层面上展开了覆盖全欧盟的实证调查，检验了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这些研究表明，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对欧洲各国人民的主观满意度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也有学者研究了社会和经济转型期间社会质量与主观满意度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几个前苏联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转型期的社会质量建设将有助于增加社会信任，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控制力，从而提高整体的满意度。

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需要在社会质量的提高等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自党的“十六大”提出构建“谐社会”的理念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切实提高人民的主观幸福感这个问题。以往的研究多从经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背景下测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以及主观幸福感在城乡之间、阶层之间、职业群体之间的分布情况，社会学者也曾对社会质量所包含的经济状况、社会不平等、会支持网络等因素进行过探讨。［7－8］但运用社会质量理论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实证性分析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因此，下面我们将以上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我们采用的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于2010年6月至7月在上海市区所进行的入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该次调查在上海市内以多阶段、多层次、按比例随机抽样的方法，在12个区中选取了46个居委会，共1 285个调查对象，最终完成有效样本总数为1 203个。由于部分缺失值的影响，本次研究中删去了75个样本，最后剩下1 128个样本进行统计分析。

(二)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主观幸福感，测量的是居民对生活各个方面总体的评价和感受。Diener和他的同事曾在1985年提出了一个由5个维度组成的生活满意度量表(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Scale)，测量的是人们对生活总体性的评估情况和满意程度。［9］澳大利亚的Cummins教授以此为基础又编制了一个更详细的个人幸福指数［10］，测量的是人们对生活的七个方面所做出的主观评估。邢占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个由10个分量表共4个问题组成的主观幸福感量表，其中特别强调了家庭生活在中国背景下的重要性。［11］但是这个量表过于复杂，不太适合应用于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中。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综合了以上几个量表的内容，主要测量了人们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以及对生活水平、居住条件、家庭生活、健康状况、社交生活和家庭经济状况等六个领域的满意程度。被调查者可以从(5)非常满意到(1)非常不满意之间选择他们的满意程度。Cronbach’s alpha值为0.85，高于可接受的最低标准0.7，说明该量表的一致性比较高。我们将受访者对这七个方面的满意度加总得到一个主观幸福感的指数，最小值为8，最大值为35。总样本的平均值为23.27，标准差为4.11(参见表1)。

(三)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主要包括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即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参见表1)。社会经济安全反映的是人们所掌握的经济资源的多寡，包括三个变量:家庭经济状况。受访者被问到在过去的一年中家庭的经济情况是怎么样的。受访者可以从(4)“有余款可储蓄”、(3)“勉强维持生活”、(2)“需动用储蓄”、(1)“需要借款维持生计”四个选项中选择。该变量的取值越高，表明受访者家庭的经济状况越好。

个人收入对数。它测量的是受访者去年一年的收入总额。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取个人收入的对数进行计算。

住房所有权。它反映的是受访者对所居住的房屋是(1)拥有所有权，还是(0)租借的房子或是廉租房。

社会凝聚指的是一个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一个有着共同规范和价值观的实体。社会凝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信任。较高的社会信任通常与较少的社会冲突、较高的社会安全感和较强的非正式社会网络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选择了四个指数来测量社会凝聚程度:

一般信任。这是指从总体上说人们对他人的信任程度。在回归模型中将这一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即1代表受访者觉得人们一般情况下都值得信任，0代表不值得信任。

亲密信任。它反映了对家人、邻居、朋友的信任程度。被调查者可以针对上述几种关系选择信任的程度:(1)完全不信任;(2)不是很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完全信任。我们将受访者对这三种关系的信任度加总得到一个亲密信任的指数。

特殊信任。它反映了对某些特定人群的信任程度，如医生、科学家、警察、律师、雇主和银行雇员六类人群。被调查者可以针对上述几种关系选择信任的程度:(1)完全不信任;(2)不是很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完全信任。我们将受访者对这六种关系的信任度加总得到一个特殊信任的指数。

机构信任。本次调查共询问了被调查者对各类政府机构或企业单位的信任程度，包括对宗教团体、军队、报刊、电视、工会、司法机关、地方政府、中央政府、人大、非政府机构、大公司、慈善机构、银行等机构的信任情况。被调查者可以针对每个组织或机构选择信任的程度:(1)完全不信任;(2)不是很信任;(3)一般;(4)比较信任;(5)完全信任。我们将受访者对这几个组织或机构的信任度加总，从而得到一个对各种机构的总信任度。

社会包容测量的是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一份子，在何种程度上感觉自己不孤单，并能够获得社会其他成员的尊重和支持。有研究成果发现家庭和朋友给予过高的社会支持有时会限制人们融入到更广阔的外部社会中［12］，而较高的社会活动参与度与主观幸福感、政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13］。在回归模型中我们选择了五个指数来测量:

社会组织参与度。它反映了受访者是否参加了体育或娱乐团体、艺术、音乐、教育或文化团体、工会、职业协会、非政府组织、业主委员会等组织。0表示没有参加;1表示参加了但不是活跃分子;2表示参加了且是活跃分子。所有组织的参与情况加总后得到了一个变量，即社会组织参与度。

社会联系强度。它反映的是与家庭成员、朋友、同事和邻居四个人群的联系频率。1表示很少;2表示一年几次;3表示至少每月一次;4表示每周至少一次;5表示每天多次。所有四类人群的联系频率相加后得到了一个变量，即社会联系强度。

孤独感。它测量的是受访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否感到孤独。在回归模型中将这一变量设置为虚拟变量，即1代表受访者经常感到孤独，0代表不感到孤独。

社会歧视。在调查中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在生活中是否由于以下几种原因而受到过歧视:如社会地位、身体残疾、年龄、性别、外表、出生地、学历、病历、户籍、信仰或其他原因。如果受到过其中一种歧视则赋值1，受过两种歧视的赋值2，以此类推。数值越大，说明受访者遇到的歧视情况越严重。

不公平遭遇。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以下8种不公平的遭遇:对自己家庭不利的政策、与政府干部发生冲突、在政府办事时受到不合理拖延、在政府办事受到不合理收费、与所在小区保安发生过冲突、被强制性捐款、医患纠纷、不当执法。如果遇到过上述情况中的一种则赋值1，两种的赋值2，以此类推，最大值为8，最小值为0。

社会赋权指的是社会给人们提供的个人发展和群体活动空间的大小。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以下三个指标来测量社会赋权的高低。

自致成功性。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觉得一个人的努力有多大可能让自己达到更高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受访者可以选择以下几个选项中的一项:(1)非常有可能;(2)有可能;(3)中立;(4)不大可能;(5)非常不可能。在回归模型中我们采用6减去原始值得到成功归因的变量值，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越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获得成功。

公开表达意见。在调查中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觉得在公共场所表达个人意见或与人沟通时会因一些外界的因素(例如政治影响)而变得更自由或被压制?受访者可以从1到10的整数中选择一个值，即1代表非常被压制，10代表非常自由。数值越大，表明受访者觉得越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

社会失范。我们询问了受访者对于以下五种情况分别持何种态度:(1)我感觉到被社会遗弃;(2)要获得成功，我被迫要去做不正确的事;(3)有些人轻视我;(4)我对未来没有信心;(5)现实与理想之间差距较大。受访者可以选择对这些情况的态度:(1)非常同意;(2)同意;(3)中立;(4)不同意;(5)非常不同意。我们将25减去这五种情况加总后的值，从而得到一个社会失范指数。

我们在回归模型中还控制了一些个人的特征，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教育水平、户籍状况等控制变量。其中性别为一个虚拟变量(0=女性，1=男性);年龄分为五个组，由一组虚拟变量来表示，参照群体为30岁以下年龄组。受教育程度由一组虚拟变量来表示，即小学及以下、初中或技校、高中及中专、大专以上，参照群体为初中或技校组。户籍状况分为上海市户籍和非上海市户籍两类(1=非上海户籍，0=上海户籍)。职业分为5个类别: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一般办事员、工人和农民、没有工作者(包括学生、待业青年或家庭主妇等)。

(四)回归模型

我们将主观幸福感看做是一个连续的线性变量，采用OLS回归模型来估计参数值。由于自变量包括很多虚拟变量和分类变量，因此我们采用Robust方差估计来调整参数值。模型的建构采用分步回归的方法，先根据社会质量的各个维度进行回归估计，然后将所有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中进行估计。

三、统计结果

在回归模型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质量的四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都发挥了比较显著的作用(参见表2)，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质量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模型的R 2值代表的是模型所能够解释的主观幸福感的方差大小。

在模型1中只包括了一些控制变量，R2的值为0.08，说明控制变量能够解释的因变量的方差有限。年龄、性别、户籍等变量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影响。

模型2的R2值为0.24，说明模型能够解释24%的主观幸福感的变动情况，这表明经济因素的影响非常显著。家庭经济状况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较大，而拥有住房所有权的受访者比租房子居住的人平均高出2.1个单位的主观幸福感。与此同时，个人收入的作用则比较轻微。

模型3包括了社会凝聚的几个自变量。它的R2值(0.18)和模型2比起来有所减小，但和模型1比起来仍然有大幅度的上升。其中，一般信任、特殊信任和机构信任对主观幸福感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那些认为他人值得信任的人平均而言都比认为需要小心对待的人高出0.59个单位的主观幸福感。亲密信任程度的高低则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4反映的是社会包容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模型的解释力和模型3的一样，R2为0.18。五个社会包容的变量都表现出了比较显著的影响。越积极地参与社会组织活动，越频繁地与社会关系进行互动，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而人们如果感到孤独将会减低2个单位的主观幸福感。同时，人们也深受社会性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的伤害。有过这些经历的人明显比没有的人要更不满意他们的生活状态。

模型5则显示出社会赋权的影响几乎比经济状况还要重要。R2值达到了0.25，比模型2的0.24还高一点。具体说来，社会失范对人们的影响是非常强烈的，社会失范程度每升高一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就会下降0.54个单位。而人们对成功的看法不同，也会表现在主观幸福感上面。人们越是觉得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人生的成功，就更满意他们的生活，更能享受人生的乐趣。而在公共场所自主表达意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

为了综合考虑各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我们将四个维度的变量同时引入回归模型中，即模型6。结果显示，各个自变量的回归系数相对前几个模型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动。家庭经济状况和房屋所有权的回归系数下降比较明显，但仍然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意义。这说明在考虑了社会质量的其他三类社会因素后，家庭经济状况和住房所有权仍然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

社会凝聚的四个变量中只有特殊信任仍然在发挥着显著的积极作用。而之前在模型中作用显著的两个自变量———机构信任和一般信任却不再发挥作用。这提示我们社会信任可能和社会质量的其他几个变量都存在着比较强的相关性，比如家庭经济收支不平衡和没有住房所有权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人们对政府机构的信任，而受到过不公正待遇也可能会影响人们对他人的信任。

社会包容子领域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是比较强的。是否感到孤独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主观幸福感的高低，这说明“寂寞”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感受，而社会支持和社会交流才能使“社会性”的个人获得精神上的愉悦。社会联系强度的作用变得比较微弱，这说明只有那些能够增强经济社会融合的社会组织参与更为重要。受到过不公正待遇和社会歧视的经历也不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变量与经济安全的几个因素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的。

社会赋权维度中的社会失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仍然非常强。一个单位的社会失范可以降低0.32个单位的主观幸福感。对自身成功方式的认识也能影响到人们的主观幸福感。这说明人们对成功的价值观体系的认同以及社会所提供的取得成功的途径是否通畅也会影响到主观幸福感。而能否在公共场所自主表达意见并没有独立地影响到人们的幸福感。

对于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有了一些比较明显的变化。年龄与主观幸福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U”型关系，40岁年龄段的人们对幸福的感受是最低的，而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比较高。教育的正向作用没有太大变化，教育程度高的人群仍然有着比其他教育水平的人群更高的幸福感。职业上的差异也依然存在，管理者和办事员明显比工人和农民高出1个多单位的主观幸福感，而专业技术人员的幸福感也高出工人和农民0.49个单位。外地来沪人员则表现出比上海本地人更高的幸福感。

四、结论

基于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调查的数据，我们考察了社会质量的各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安全、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主观幸福感的高低。

首先，在社会经济安全方面，家庭的经济收支平衡状况是决定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这突显出在上海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保障体系仍然举足轻重。而住房所有权对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也是比较明显的，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安居乐业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也表明在保障人民基本的住房需求方面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而个人的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没有影响，这一方面说明收入也许不是上海市民经济状况的主要指标，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考虑经济因素的影响时需要将整个家庭的经济收支情况包括进来综合考虑。尤其是上海一直以来不断上涨的房价给很多原本经济相对宽裕的家庭带来了比较沉重的房贷压力，有的甚至入不敷出。因此，家庭的财务平衡状况在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中是需要特别关注的。

同时，我们也揭示出社会质量的另外三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凝聚的主要测量指标是社会信任。我们的回归模型表明社会信任的各个维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Mi-shler和Rose把机构信任看做是人们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反映的是政府机构和企业运行得是否令人满意。14］换句话说，人们会比较这些机构和人员做得怎么样，是否完成了公众所要求他们应该完成的事情，并基于此形成了一种是否值得信任的评估和判断。我们的数据显示，上海的居民如果对政府机构和某些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则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越高。这体现出人们将自身的生活状况和生活内容都与政府机构和某些企事业单位的工作联系在一起。这些机构在工作中是否能够考虑到人们的期望和要求，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的满意程度。

社会包容的三个指标都表现出了比较显著的作用。数据表明人们非常在意自己是否有机会在各种社会网络和社会组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并由此在主观幸福感方面获得一定的提升。反之，如果人们感到孤独，缺乏他人的关怀与交流，就会降低他们的主观幸福感。社会赋权在本研究中分别对应着自致成功的可能性、社会失范和公开表达意见的能力。从涂尔干(Durkheim)对社会事实与集体意识的关系来看，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也可以看做是人类意识对社会结构的某种反应。社会价值和社会规范的解体和重建都会对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

结果表明，社会赋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非常显著，这说明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价值体系的解体会导致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与规则的缺失或削弱以及随之产生的失望、异化、不确定性和无助感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人们的幸福感受。默顿(Merton)将失范看做是文化所设定的目标与可利用的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之间的差距。这就要求社会一方面要合理的设定社会共同目标以及对成功的认识，另一方面又要提供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使社会成员能够通过合法手段来实现他们的预期，从而在社会和谐稳定中逐步提高人们的幸福水平。

社会质量理论的出发点是消解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矛盾，从而改善社会状况，继而提升个人的福利和潜力。因此，社会质量的理论框架和实证结果也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政策。政府如果要提升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既要保持持续的经济活力，从而减少社会排斥和贫困;也要从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三个方面着手制定相应的对策。只有从这四个方面同时努力，才能全面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切实提高人们的幸福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研究项目(09CSH019);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袁浩，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社会学博士;马丹，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上海200444)

［参考文献］

［1］Beck，Wolfgang，Laurent van der Maesen，Fleur Thomese，Alan Walker(eds)．Social quality:a new vision for Europe，The Hague/London/Boston:Kluwer Law International，2001．

［2］Menachem Monnickendam，Yitzhak Berman．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onents of the social quality theoretical construct，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2008(86):525－538．

［3］张海东:《从发展道路到社会质量:社会发展研究的范式转换》，《江海学刊》，2010年3期。

［4］Pamela Abbottand Claire Wallace．Regimes for living:Structure，agency and quality of life，Final Report to EU， Workcare．University of Aberdeen，Aberdeen，2009．

［5］Pamela Abbott．Cultural trauma and social quality in post-soviet Moldova and Belarus，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2007(2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