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我可以预言，中国迟早要建立起关注民生的福利制度，在经济跌宕地发展之余，给老百姓提供稳定的保护伞。”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结束了在广州中山大学的答学生问后，其本次访华旅程也画上了句号。
令人意外的是，对于我们熟悉的“第三条道路”等理论，吉登斯已很少再提起，他说，“我是自己学说的敌人。”
他摒弃了我们最熟悉的理论
三天的广州行，吉登斯与同为社会学家的夫人阿莉娜·莱德妮娃分别做了主题讲演。吉登斯在每一场国内学者的讲演之后都会上台做回应。而原籍俄罗斯的阿莉娜·莱德妮娃，则专攻“俄罗斯如何发展”的理论。在昨天上午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题演讲后，吉登斯留出了近半小时给学生提问，并走到拥挤的听众席当中，环场一周去收集问题。
在两天的研讨会期间，吉登斯在不同的讲演中多次提到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面临全球化时代的建议：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一致。他不赞成一个国家以别国为标杆，照搬理论。每个国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需要借鉴别国的实践。每一场研讨会到了最后，都要直到年近古稀的吉登斯喊“累”之时才告终，而不少人的手还高举着。
吉登斯最为全球学界包括中国学者熟悉的理论，一是“结构化理论”(Structuation)，二是深远影响了20世纪末西方政界发展的“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但在这次的访华之行中，吉登斯对上述两个提法都进行了“敲打”，正如他所说，他自己就是自己学说之敌。吉登斯表示，结构化理论是他在初涉社会学界之际，“语不惊人死不休”时期的“拙作”：“教授跟我说，想要出名，就写没人懂的书吧。”现在的他，已基本摒弃了结构化理论。至于“第三条道路”，吉登斯说，这也是一个现在已经很少去提的说法。不过，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的“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研讨会上，主办方给吉登斯的“命题作文”，依然以这两个理论为主。但上台发言的国内专家中，并没有人以“第三条道路”为主题开讲。
“社会学家要走出象牙塔”
自称经历过学术上两个阶段的吉登斯称，过了只想语出惊人、在学界出头的第一阶段后，他开始意识到写别人看不懂的书“不靠谱”，社会学家“不该只呆在大学这个象牙塔里埋头苦干”，更重要的是要走出象牙塔，用理论去启发大众。因此在过去的15年间，吉登斯开始介入政治，他建议中国的社会学家也应该走到“广阔的天地”中去，将理论付诸实践中，否则，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理论，也不可能有多大的说服力。“社会学家不仅需要理解世界，更需要改变世界。”
-争鸣与回应
有人把吉登斯和“仁义道德”扯上了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95年我们开始翻译吉登斯的《民主——国家与暴力》，书出版以后，受到了中国国内多层次的非议，中国的历史学家公开或者非公开的非议，矛头主要指向书中所陈述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不确切。另外书中还提到了人的“能动性”与“结构性”，中国人也不大能理解。刚才讲座上有人发言，还把吉登斯的理论延伸到了中国传统“仁义道德”的“仁”字上去了，像这样对吉登斯以及其祖宗们的理论中国化，不知吉登斯能不能接受。
(吉登斯只是说王铭铭“勇敢”，没有就此做具体回应。)
中国社会学需要向左看，向右看
●杨雪冬(浙江大学教授《民主——国家与暴力》译者之一)
概念的起源总有历史背景。中国的社会学是否有本土资源？如何将这么多的资源在新的背景下综合起来，趋势有两个：一是向后看，也就是追溯历史渊源，第二就是向前看，看全球化的冲击；往左、往右看，看别的民族。现代性在不同进程中各有不同，哈贝马斯“未完成的现代性”特别符合中国现状，因此用吉登斯的“反思”(reflexivity)去对待现代性很有用。
吉登斯：全球化最大的特征并非来自经济，而是沟通的革命、个体自我身份的缺失，自我身份无限开放。我们笃信的事物不会恒久不变，而是会随着社会的创新而变更。很多人对全球化的威胁感到担忧，其实不必悲观、失落——本能使然，我们总是主动去寻找安全感。
想想启蒙时代，想想马克思所说的：人类永远都在创造历史。可是现在不一样了，高科技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也带来机会。
-花絮
“吉登斯养活了在座的人”
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在做一个讲演单元的总结时，“贫”了一回：“吉登斯的有些理论未必正确，但养活了在座那么多人，也很有实践作用。”之后，吉登斯上台做回应：“评论很勇敢，欢迎！笑话也够辣，我也来说一个。”可是等他说完，场下没人笑。社会学家于是自我解嘲：“英国的笑话到了中国就不灵了”。
“我全身上下都是‘中国制造’”
当有记者想用“你的领带夹真漂亮”哄老爷子说话时，吉登斯答了句：“我全身上下的行头可都是‘中国制造’的”。
“我来翻唱几段滚石经典”
在最后一场讲演之后，吉登斯对台下学生说：“提问时间，你们要不就提问，要不我就来几段我翻唱的‘滚石’经典。”
来源：新京报 来源日期：2007-12-7
吉登斯答网友提问
问：您好，我是奥一网的编辑，这次带来了奥一网友的问题。我们知道您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您当年的硕士论文就是以体育为主题《体育与当代英国社会》。中国明年马上要举办奥运会了，您觉得这次盛会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吉登斯：我们知道明年在中国的北京将举办一次伟大奥运会，伦敦也将在4年后也将举办奥运会，其实我们两国人民现在关心的其实是同样的问题。我认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确是重要的盛事，因为这将把中国聚焦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也会广泛地运用大众传媒手段，让全世界几十亿人都能欣赏到这次盛会的直播。中国在全球的形象将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我认为中国的运动员将会在明年的奥运会上将会取得非常好的成绩，这一点对于中国竞技水平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体育的表现形式非常好，就拿足球来说，每举行一届世界杯，可以吸引到20亿的观众同时收看，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任何同类盛事可与此相媲美，体育能发挥令人叹为观止的作用，能够把某个国家放在世界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我认为中国应该一届可持续的奥运会，要考虑到体育盛事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例如以前曾经出现过一些国家举办完奥运会后，体育场馆就被废弃了，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希望中国能引以为戒。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奥运会举办时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更要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可持续发展上来。
您在04年后被封为终身贵族后的生活有没有什么改变？对你的学术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吉登斯：我的学术和研究最大的反对者和攻击者是我自己，我经常对自己的作品持一种怀疑和批评的态度，我也经常反省自己作品中的不足。我的生活在过去15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之前我专注学术研究，之后就更多地与政界打交道，以前大家对大学教授的印象大都是闭门造车，埋头于做学术，但是我希望把自己的研究运用到实际的政治领域上来，15年来，我的一些主要作品都是关于实际政治操作，尤其是欧洲政治的变化，我自己非常关注现在英国的政局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政治变化，我自己还给许多报纸写专栏，发表一些刊物等等。我现在的生活是更加多样化了。
您对目前中东局势怎么看待，新的英国政府以及你对未来美国换届以后的政府他们在中东政策方面有什么期许？
吉登斯：我想美国政府对中东问题的态度将会改变，当下一任美国政府选举出来的时候，无论谁担任总统，即使还是共和党人，我想他所采取的政策和态度还是会和布什总统相差迥异的。我认为美国下一届政府将回归到更好的与其他国家协作的层面上，比如说现在的美国政府对于一些全球的法律都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破坏性影响，比如说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归管的协议和京都议定书上面的消极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其实国际上可以采取制定一个比京都议定书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的，那么中国和印度都会参与其中。我预测下一届美国总统会采取一些更加跨越国家的管理方式，不仅是关注一个个体的利益而是关注全球的利益，比如说布什总统他认为气候变化是不重要的，是不明显的，我想下一届美国总统是不会这样看的。
您刚才谈到了全球治理问题，这个治理问题您刚才谈到是因为美国或者说是布什的失误，所以导致了核心部分的缺失，我的问题是，在全球治理过程中，那些欠发展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吉登斯：我想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重要的，就象刚才我在演讲中也谈到的世贸组织现在所面临的困难。比如说世贸组织很难在多哈回合或者其他回合中达成协议，是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巴西、印度、中国，他们认为我们不会盲目的接受你们西方国家所制定的规则，我们希望我们能发挥对世界的自己的影响，能够有自己的声音。所以我想在当前的这个全球系统里面，我们要加强联合国的改革，加大联合国安理会对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代表性，同时只有改变了国际机构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才能增加对全球的管理。但要想改变全球机构的角色并不容易，但是这也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刚刚谈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气候变化，我们都知道气候变化是全球化的问题，它也影响到全球每一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知道自己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贡献什么力量，能够改变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
大概四年前，您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曾经赞扬中国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现在中国面临与美国、欧盟越来越激烈的贸易争端和环境问题的相互指责。与此同时，这几年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昂，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中国在现在全球化当中所处的状况如何评价？您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您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如何评价？
吉登斯：关于气候变化，其实京都议定书在一些区域已经开始实行了，气候变化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都要快，而且气候变化会对每一个国家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个人的利益都与气候密切相关，因此每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遏止这种气候变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工业国家在防止和控制气候变化的时候，应该发挥领先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经济非常的强大，因此，西方工业应该设立更加严格的减排目标，大大降低温室气体的派放，比如发达工业国家到2050年的减排目标是80%，至于其他的欠发达国家，他们必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很好地结合起来，同时受到一些国际气候协议的规管，但是他们的减排目标毫无疑问是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标准要低的，关于二氧化碳的贸易协定也可以更好地帮助欠发达国家达到环保的目标。气候变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共同利益的，如果中国没有解决好气候变化难题，将在20、30年后带给中国灾难性后果，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
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民族意识，我认为全球的每个民族都是一样，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我们应该采取一种进步性的视角，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看待自己的民族身份和国家身份，要做到这一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自己民族的历史，独特的民族特征，同时增加与其他国家的合作，这种国际合作是传统的民族意识都没有的，也不同与我们所说的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于中国和全世界都不是好事。
我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尽力地把美国的温室气体派放目标降低至80%，美国还有很长的道路来降低工业发展对气候造成的损害，美国在这方面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滞后的，一些西欧的国家就做得很好。例如德国在使用的能源当中，有20%就是可再生能源。所以，我认为，下一任美国总统应该对改善环境，降低温室气体派放做出更多的努力。
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主要有两种发展方向，一种以欧盟为代表，众多民族国家组合成一个新的结合体，仿佛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另一种，就像前南斯拉夫，国家越分越多。您觉得这两种方向今后的发展趋势如何？
吉登斯：欧盟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已经尽量避免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民族国家，欧盟是寻求在一个跨国界的管理和共同的法规下面，保护和维持各个民族国家的民族身份。欧盟各个成员国也正在努力地避免削弱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们认为保持自己的民族身份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欧盟的一体化是好是坏，最终结果如何，但是欧盟现在进行的一体化过程的确是崭新的、截然不同的一次政治实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尤其是那些希望在区域政权的共同管理之下，有一个独特的民族身份的国家。
关于分裂主义的趋向，我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应对分裂主义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尽管还面对着重重的困难。其实，欧盟自身也面临分裂主义的困扰，例如科索沃地区、前南地区的一些民族冲突此起彼伏。其实，解决这些民族分裂问题，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最稳定、最持久的方法，还是还遵循自愿原则。
来源：奥一网 来源日期：2007-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