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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绪 古代中国大历史的社会科学解释  
  作者:王正绪    发布时间:2016-09-30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古代中国大历史的社会科学解释

王正绪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6年第5

【内容提要】赵鼎新的《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一书实现了将古代中国史与自马克斯•韦伯和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人以降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传统完整的结合。赵鼎新的工作在理论上拓展了现代社会科学解释的可能性,检查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官僚体制集权政体的起源、成型、巩固、延续的过程,为自西周以降直至清朝结束的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述框架。自汉朝以降中国历史上的种种现象和模式,包括长期稳定的官僚帝国体制、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兴起、周边游牧帝国的兴衰等等,都可以由政治体制、意识形态、文化三部分组成的“儒法国家”来解释。此书对中国古代历史进行了全面的整合与分析,从而使古代中国历史获得了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新的学术生命。

【关键词】秦汉帝国 儒法国家 中原政权与游牧民族帝国 新学

 

  赵鼎新的新书《儒法国家:中国历史的新理论》(以下简称“赵书”)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的专著。从时间上说,此书主要检查(examine)了古代中国自西周至西汉的历史,但也延伸到整个古代中国,即19世纪西方列强到达中国之前的中国历史。这本书检查和冲击了学术界、知识界近年来的几条重要讨论线索,包括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国农业帝国的长期稳定性、汉文化中华帝国的形成与扩张、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部落的势力消长与族群融合、工业资本主义在古代中国的可能性、中国外交和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传统,等等。

  书中对若干重要议题的讨论和分析,实现了将古代中国史与自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人以降的现代社会科学分析框架和理论流派的完整结合。赵鼎新的工作在理论上拓展了现代社会科学解释的可能性,在经验上给出了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更全面、更准确、更有力的解释。甚至可以说,赵书是现代社会科学对古代中国这个案例第一次全面的分析。他将对中国史的研究从注重年代、事件、人物的历史性研究,拓展为注重结构、因果、机制的社会科学研究,从而对中国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赵书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赵书可以作为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和青年学者了解、学习现代(主要是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通道和范本。由于此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中国,其中多数“数据”或案例,例如战国七雄之争,儒、法、佛、道在中国历史上的消长,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部落的互动等,都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读者所熟悉。这些数据和案例为中国读者理解书中的社会科学分析提供了知识的便利。学习赵书对这些数据和案例的分析,读者可以更快地了解社会科学的一些经典著作和理论发现。

  第二,赵书彻底推翻了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厘清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观念,全面地将中国古代历史置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视角的分析框架内加以检查。经过这样的处理,关于古代中国的分析和讨论,可以全面地在比较历史研究和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框架内进行。这样的工作近年来有所升温,但赵书无疑是目前为止最全面的一次努力。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必定引起学术界和知识界对中国历史的重新审视和广泛争论。

  第三,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上,赵书试图突破简单地寻找一对因果关系和单个机制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所谓比较历史社会研究的方法,而是设计和实践了赵鼎新称为“宏观结构指引下的以机制为基础的研究”(macrostructure informed mechanism-based study)的方法(第2627页)。同时赵鼎新还阐述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意识形态四个方面竞争下不断发生制度变迁和制度化的理论。他承认这样的工作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调动研究者艺术性的想象力和判断力,而不能完全依靠科学的方法来实现,但同时强调想象力、判断力的可靠性和价值完全取决于相应理论的解释能力。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更有价值的理论就是一个能解释更多历史现象的理论。

  一、作为数据和社会科学的历史

  历史在中国的公共空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且不说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都在播放历史剧,网络讨论充满着众多历史的话题和素材,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身份,是从中国-华夏的历史中获得的。中华民族的身份和认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建构、书写、传播中国-华夏悠久和辉煌的历史来实现的。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起源和夏商周朝代国家开始的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汉朝强大统一的“中国”和盛唐繁荣的“中国”、拥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历经十几个主要朝代、包括两个最为主要的非汉民族朝代和众多历史长短不等的区域性的“中国”政权,等等,都是不可置疑的中国历史的“正确”叙述。至少部分由于这个原因,历史研究、历史书写、历史知识传播一直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知识、思想生产与再生产的重要内容。青少年在课堂里的学习、普通公众的日常图书、影视,以及知识分子和官员对手中议题的理解、争论、分析等,无不处处弥漫着历史知识、词汇和观念。例如,人们常常提到的“以史为鉴”,指的就是对当前问题的考虑和分析,必须和历史上有对照关系的事件或议题加以比较。这种用过去发生的事件作为对当前问题分析依据的思考方式,赵鼎新称为历史理性主义。这种思考方式和古希腊发展起来的分析与逻辑理性是截然不同的(第187188页)。

  但是,自20世纪以来,以北美和欧洲大学为主导的现代社会科学逐渐在中国的学术、思想、政策场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古代历史无论是作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的学科,还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空间的议题,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方意识形态知识体系下构建的中国史,即建立在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基础上的中国史,继续通过学校输送给学生。但是在学校课堂之外,纷繁芜杂的历史叙述在众多的大众历史读物、专业著作中,正在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观有意无意地进行各种解构。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古代历史有必要进行新一轮的全面的整合,从而构建一个容纳中国多样性历史的叙事框架。

  另一方面,来自西方的学术不断展示着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意义。黄仁宇关于明朝漕运的研究表明,用现代的财政学理论和工具,可以梳理出中国古代国家的经济管理系统的结构性障碍。许倬云和何炳棣的工作表明,用现代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可以研究古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性。伊懋可(Mark Elvin)的研究则可以在历史资料中挖掘出量化数据,从而分析古代中国的经济模式和技术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甚至是跨国比较的研究,如巴灵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关于若干大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也表明,现代社会科学的工具和方法是了解中国历史规律的有力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对事件的记录。经过这样处理以后的历史,才可以更好地在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和语境中,作为学术研究、公共政策制定的参照。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的历史才可以在当代作为可“鉴”的“史”,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也才能获得新的学术生命。

  《儒法国家》适时地出现,应对这两个方面的知识发展要求。一方面,赵书检查了中国古代统一的官僚集权政体的起源、成型、巩固、延续的过程,为西周以降直至清朝结束的古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叙述框架。研究强调,古代中国历史的模式(patterns),在战国末期形成了一系列法家的基本治理制度。到了西汉,儒家的政治伦理和国家政权结合以后,中国的儒法国家基本结构就已成型。自汉朝以降的历史,都是在这个大框架中调整和挣扎的历史,虽然丰富多彩,却无现代化意义上的突破性变化。另一方面,赵书将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全面地整合进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场域之中,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超越了中国传统的历史理性主义,从而获得了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的新的学术生命。历史在中国社会和学术大转型的背景下,重新变得有现实相关性。同时,赵书检查和处理了很多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细节,给阅读过程增添了很多趣味。

  二、试图解释的问题

  在存在论上,“历史”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件和情境的总和。而事实上,所有事件和情境,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再存在。我们所能获得的,只能是对历史的记录和记忆。这样,只有当事人的记录、历史事件和情境中留下来的物件(artifacts)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材料,或者是历史唯一留下的可供搜集和处理的数据(data)。在认识论上,大致可以将历史分成以下几个层次:

  一是作为记录的历史。这是当事人、他人(如当事人的助手、朋友、家人)或专职记录的官员对事件进行记录,力图用文字保留当事人认为值得保存的事件的各种“真相”。《明实录》《春秋左传》这样的文本,就是各朝代的史官对当时发生的事件的记录。

  二是作为叙述的历史。多数历史文本都是叙述的历史,即通过叙述者仔细辨析各种可以获得的历史记录,考察历史物件,构建一个叙述,力图再现某历史事件,并以文本的形式保存和传递。《史记》即属于这种历史。这也是多数读者心目中的“历史”的书写方式,即对过去事件和人物的叙述和再现。

  三是作为分析的历史。历史研究者通过分析上述两类历史数据和文本,整理、总结、归纳出一些结构或因果关系。如论某某之战某某方失利的原因、“唐朝的官制”之类的研究,可以归为分析的历史。

  四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要把对历史的研究提高到社会科学的层次,必须将历史(存在论上的历史)用明确的概念界定,提出严谨的问题,找出历史事件中的各个重要因素,分析各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这样的研究,可以是检验某个理论的假设,也可以构建出新的理论。对历史的研究,就超越了具体的人和事,上升到理论和形而上的水平。

  本文讨论的是第四层次的历史研究。比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的重要著作,提出了(中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极大地增强了各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成为政治社会学的经典名著。摩尔的重要作品,则探讨了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在工业化来临时如何影响一国政治体制向现代政体过渡,使得一些国家建立了代议制民主政府而另一些国家则走向专制。大致梳理下来,现代社会科学中对社会发展历史的研究,近几十年来关注的对人类社会自中世纪以来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概念、事件、过程,大约有十来个。这主要包括西方的崛起即所谓的东西方的“大分野”(great divergence,或译作“大分流”)、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福利国家和全球化、现代性、民主和专制主义、社会运动和革命族群、民族国家和认同感政治、科层体制国家(相对于部落、家族)、宗教(教会)和世俗化,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儒法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的政治社会学的百科全书。它是以中国统一的官僚体制帝国的形成和延续(自我复制)为对象的学术探索,明确地或暗含地涉及了几乎所有现代政治社会学的主要概念和议题。在探讨古代中国统一的儒法国家政体的形成(秦汉)和巩固(汉至唐宋)的主问题之下,作者检讨了大量的次一级的、作者称为中观(meso-)的问题。作者在引论部分(第89页)列出了检讨的1518个中观问题,包括:

  西周时代的各个所谓的“国”到底是什么样的政治单位(问题1)?赵鼎新根据历史资料,检查它们的内部政权如何组织、国民和政治精英或贵族之间的关系、是否已有常规的军队、各个“国”的疆域界定等。事实上,当时的“国”只是一个面积很小的由城墙包围起来的居住单位,一般任何两个“国”之间还存在着大量蛮荒地带,而大量的“国”都是以受天子分封的公爵为元首、以其家族为统治结构的政治单位。这也是“封建”的原本含义。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国”和“家”的概念是难以分割的。英文的“country”“nation”“state”三个词在中文中,都既有国又有家的概念,即“国家”。这样的政治组织,也导致家庭关系在后来兴起的儒家伦理中的中心地位(第5577页)。

  东周时代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战争,为什么民族主义或国家认同没有影响当时的精英阶层(问题6)?书中指出,当时的精英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国家认同,在甲国长大的某个“士”,很可能去乙国寻求职位。文官、武将、谋士等,都可能在不同的国家任职。和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不一样,周朝的各个“国”并不具备明显的地域(territorial)身份,而主要是各个国王(称为“公”)的家族受封之地。由于各国精英具有很强的“泛周”的身份认同,他们并不容易在“国”的层面产生“本国”与“外国”的区隔。“泛周”的身份认同和天下的概念塑造了中国人相对普世、淡化族群、地域认同而强调汉(华夏)文化认同的身份意识(第9294页)。同时,精英在各“国”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也显著地影响了战国时期各国实力的消长。

  是什么结构性的条件规定了自东周以来,中原的农耕国度、人民与游牧、半游牧民族之间的势力消长和融合的模式(问题9)?赵书检查了气候与生态因素、两种社会的组织原则,以及双方在物理环境、生产(和战争)技术、社会政治组织方式上的比较优势(第314330页,第11章)。

  为什么历史上主要的游牧帝国(如匈奴、突厥、吐蕃、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金、辽、鲜卑、清朝等)都出现在中国北方,而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并未出现(问题10)?书中指出,游牧者的经济方式和所处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游牧社会最有效的组织方式是部落,而不是统一国家。只有在中原地区出现强大的王朝的时候(秦汉、唐宋、明清),帝国周边的游牧人群学习了帝国的组织和文化,并在中原帝国衰弱时建立起一定规模的游牧帝国。这样看来,在欧亚大陆其他地区游牧者由于缺少中国这样的主体帝国给予游牧部落巨大的军事压力、制度学习的机会、成就帝业的雄心等,因此无条件形成更大的政治组织。

  为什么南宋、晚明、晚清兴起的地方乡绅参与甚至主导地方事务,不应该被视作在中国古代集权统治下形成了“公共空间”,削弱了国家的控制(问题12)?书中指出,地方乡绅的自治努力,并非是为了社会从国家手里争夺更多的空间和权利,相反是增强国家向社会渗透的能力(第338342页)。

  晚明思潮为什么没有带来西欧式的宗教改革,打破儒教在中国的主导性地位(问题15)?书中指出晚明的王阳明、李贽等人对儒家教义的发展,并将其与欧洲的路德、加尔文宗教改革类比。但是,这些改革未能撕裂儒学的一统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儒教只是一套伦理体系,而李贽等人引起的争论只是“私域”里的争论,不涉及基督教那样的终极真理之争。更重要的则是由于中国和西欧政治模式的巨大差异。当时的西欧由很多规模较小的国家组成,缺乏统一的国家政权,这使得宗教改革可以在一些国家实行,并且不少国家还有意推动宗教改革以增强国家对于教会的控制;而中国统一的儒法国家政权完全可以压迫任何它认为是危险的理论,导致晚明新学根本无法转化成社会变革的力量(第364369页)。

  为什么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兴起?这个问题作者在引论部分没有列出,但是全书中一直在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商人阶层、都市经济、制造业等经济问题。第七章专门用一节分析了战国时代的商业发展、城市经济,并列举了楚国大臣范蠡和合纵家苏秦的故事,以及苏秦口述的齐国都城临淄无比繁华的景象(第208220页)。赵鼎新在第13章集中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市场经济以及工业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兴起的原因(第347371页)。他认为在儒法国家体制下,商人阶层无法获得政治、军事方面的力量,因而商人和制造业阶层无法带来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而在西欧,商人和城市新兴制造业阶级可以和政治权力所有者讨价还价,并进入议会等政治机构,加入海外殖民扩张,同时也培育了为重利和个人自由提供了一套合法性论述的资产阶级的哲学家。

  在检查这些问题的同时,书中还探讨了许多更次一级的问题。例如,中国古代的集权国家,是否如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或黄仁宇的政治早熟论断所认定,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形成;战国中后期,秦朝如何击败其他国家,实现统一;战国初期魏国的强势地位为什么没能维持,从而统一中国;齐国为什么并非多数历史著作中认定的在魏国衰弱后唯一能和秦国抗衡的国家;所谓的“春秋五霸”究竟是否存在;吴国和越国的争斗、吴国灭亡的原因;秦国的军队组织、对士兵的控制和激励;楚国改革为何不能成功;为什么只有秦国的法家改革成功;中国各个时期的宗教多元性,等等。

  三、儒-法或法-儒国家的形成

  如其书名,赵书试图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历史的新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儒法国家的兴起和延续。由于儒法国家的建立和延续,才出现了中国古代史上很多重要的发展或模式。中国的儒法国家体制,决定了其生命力和持久性,决定了地方自治无法形成所谓的公共空间和市民社会,决定了北方游牧帝国的兴起及其和中原帝国的对峙拉锯,决定了儒家新学无法取得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突破,决定了工业资本主义不能在中国兴起。由此可见,儒法国家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现象产生的原因(自变量)。但是,儒法国家的制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到了西汉就形成了后来延续了两千年的儒法国家体系的基本形态,则是赵书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书的上半部分,就是把儒法国家体制作为被解释的对象(因变量)。

  事实上,中国据称的五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关秦朝以前的记录和知识是很稀少的。首先,关于夏商两朝的历史记录少之又少。其次,表面上,周朝的历史有不少文字记录、考古发现,西周以“春秋”“战国”两阶段来划分的历史书写方式,已经被普遍接受,但长达近800年的周朝历史(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49年,共798年)和横跨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仍然缺少详细和系统的叙述。孔子时时称赞的所谓“周制”究竟是什么,其实不清楚。周天子(王室)和分封的城邦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春秋时的霸主政治怎么发展到战国的全面战争状态?春秋时期的国际关系、天下秩序和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与国际秩序究竟有何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邦国家和古希腊的众城邦国家有何不同?春秋百家和古希腊的各哲学流派有何可比性?战国时期究竟有哪些主要的国家(powers),哪些国家有机会统一中国?为什么纷争的战国时期没有以西欧的威斯法利亚体系结束,而是被一国实现了扫平天下的统一?为什么有着无比强悍的军事力量和专制体系的秦朝二世而亡?从秦朝到汉朝,究竟是什么制度发展使得儒法国家成为牢固的政治制度,延续了两千年?

  这些问题是赵书的核心,占据了两个部分,共八章。第二章、第三章构建了东周的历史背景。第二章介绍所谓的“周制”,即西周的政治体制、周王室和各个封建城邦国家的关系、各个“国”或“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组织方式,以及周朝政治格局的衰落。第三章介绍周室东迁以后逐渐形成的各个城邦国家之间相互为战的局面。

  第三部分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12章中的六章),检查了从周室东迁(公元前770年)到秦朝建立(公元前221年),直至汉武帝时期的历史。可以说,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221年,这550年就是中国从封建城邦国家到统一的(秦汉)帝国形成的历史。原本意义上的“封建”制度随着周室的衰落、整个华夏地区陷入列国争雄的全面战争局面,便寿终正寝了。随后两千年的中国,主导历史的不再是封建制度,而是儒法官僚帝国。

  作者推翻了传统历史研究将这段历史划分为“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做法,而将它分为三段:东周早期的霸权阶段(公元前770年—公元前546年)、过渡阶段(公元前545年—公元前420年)、全面战争阶段(公元前419—公元前221)。全面战争阶段最后以秦国一统天下告终。在霸权阶段(第4章),东周十多个武力强盛的国家在名义上接受周天子的统治下,争夺地区霸权,一度形成了四个强权国家。在这种背景下,各国的制度建设开始加速,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念也开始兴起,郡县制出现,周朝初期的城邦国家逐渐变成疆域性国家。在过渡阶段(第5章),西周的封建体制逐渐瓦解,各个国家逐渐形成自己独立的官僚体制、贤能政治,以及行政和汲取能力。三家分晋以后出现的魏国成功进行了多项改革,一举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周朝的国家间关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随后的全面战争的局面将各国卷入了全面军事竞争的汪洋大海。作者检查了这一时期勃勃兴起的中国众多哲学流派和主要思想家、战略家(第6章)。在全面战争的压力下,绝对主义(absolutism)被证明是一国最有效的政治组织理念。强调社会经济生产能力、国家控制社会和汲取税收的能力、军队作战能力的法家改革最终在秦国获得了的成功,为秦统一全国准备了制度条件(第7章)。作者又从国际关系和军事的视角,重建了从全面战争阶段开始到秦最终统一的历史(第8章)。赵书从历史文本中挖掘出非常有意思的战争数据,展现了当年主要国家(秦、齐、楚、魏、赵等)之间军事力量的消长,还分别讨论了在全面战争局面下各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和改革的努力,以及它们各自在这一国际体系里的兴衰。

  这一阶段开始的时候,魏国是最强大的国家,但是由于其不利的地缘政治条件(处在几个强国之间)和错误的地缘政治策略(失去了赵、韩两个盟国),很快衰落。齐国因为战略文化,赵国因地理条件,楚国因国内改革受阻等,都没有机会成为魏国之后的强权。唯有秦国,具有绝佳的地缘政治条件,且全面实施了法家的改革,而崛起成为新的强国。这一章还探讨了战国阶段的国家间关系,并与近代在西欧逐渐形成的国际关系做了对比。

  秦朝的统一,标志着代表实用主义、重视军事和专制、国家汲取能力的法家政治理念和政治实践的胜利。但是,单纯依赖强力的统治体系并不稳固。第九章指出,秦朝统一和迅速崩溃后,西汉在经历了早期文帝和景帝在黄老哲学影响下带来的繁荣而又重新遭遇封建危机的情况下(七王之乱等),武帝时期全面建立了儒家的统治意识形态,重建了帝国的官僚体制(替代汉初的分封体制),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实用的治理制度,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儒法国家”才最终形成。这一体制,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国家政权提供了合法性,而依赖实用的法家统治方式来管理社会,所谓中国两千多年的“儒表法里”的体制确立了。儒家提供了意识形态、法家提供了治理技术,所以称之为“儒-法国家”是成立的。但在历史上,法家的治理策略首先取得了成功,促成了统一华夏帝国的建立,而儒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则是后来的事情,所以这个体制也可以称为“法-儒国家”。

  阅读赵书,不免把黄仁宇的著作拿出来比较。在我读过的有限的历史书籍中,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似乎第一次尝试对整个古代中国(从黄河流域的文明兴起到清朝终结)的历史作出一个整体的解释。黄仁宇也探讨了中国中央集权国家的起源、气候等地理条件对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原王朝面对北方游牧半游牧帝国的困境、工业资本主义无法取得突破等问题。而他的《万历十五年》,也以较多的笔墨讨论了明朝如何面对蒙古人所经营的北部边防,并用单独一章讨论了明朝新学的代表人物李贽的学说和独特的一生。在认识论上,黄仁宇已经超越了叙述,使用经济学、财政学等技术来寻找古代中国历史的结构性因素和各种机制关系。他强调,自己充分利用了二十四史内的经济史内容(即《食货志》)。而对各个朝代面对的困境,他试图给出的是经济结构、流动性管理、税收和财政体系的障碍,这是他著名的中国古代“缺乏数目字管理”论述的由来。由于过分强调技术和缺乏更有效的理论工具,《中国大历史》用短短的篇幅检查中国周至清朝的历史,终归显得单薄。黄仁宇将中国古代历史划分为第一帝国(秦汉)、第二帝国(隋唐和两宋)、第三帝国(明、清)很有意思,也有与欧洲古代史的认识论结合的意味,不过这一提法似乎未被广泛接受。

  四、理论和方法上的努力

  赵书以儒法国家的建立作为上半部分的重点,以其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影响作为下半部分的重点,展现了对中国古代史的全面分析。这个儒法国家是上半部书的因变量,在下半部书则是自变量。儒法国家体制的形成,决定了两千年的历史,直到西欧列强兵临城下的19世纪中晚期,这一体制才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最终不得不谋求变法维新——事实上,按照赵鼎新的观点,清帝国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依然能应对西方列强的冲击。但是,自汉以降的每个朝代,经历首创、中期繁荣、晚期衰败的生命周期——单个朝代内的发展和变化轨迹,赵书并未涉及。作者对康乾盛世,使用了朝代中期繁荣(mid-dynasty prosperity)的概念(第13章),但并没有提供一个朝代的生命周期框架,而《万历十五年》、《叫魂》则提供了这方面的细节。

  赵书还推翻了不少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对于历史认识的论述。例如,作者通过严格的战争数据分析,认为“春秋五霸”其实并不存在。另外,关于所谓的“战国七雄”,本书认为,魏国衰落之后,并未像过去的历史研究指认的那样,齐国曾一度成为国力最强的一方,而是秦国迅速崛起成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作者严谨地分析了那段时间各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地缘政治环境、内部改革(和对改革的阻挠)、国家之间的联盟、反联盟、背叛等(第8章)。例如,楚国由于国内贵族阶层的阻挠,法家的改革未能推进,改革的主导者也被刺杀;齐国虽然产生了好多思想家和学者,却不幸因此形成了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而强硬的法家理论未能像在秦国一样取得简单而绝对的主导权(第231237页)。实际上,赵书检查的很多细节,都涉及中小学历史和语文课本、大众历史里经常出现的人物和事件,如大禹治水、三家分晋、越王勾践、范蠡、屈原、烽火戏诸侯,考察这些人物和故事,哪些是有真实基础的,哪些是传说或创造出来的。而作者对于“儒”“法”两个概念和政治哲学传统的兴趣,似乎也是来自青年时代的政治环境带给他的困惑——那个年月似乎所有的人都卷入过批林批孔运动,也都为党内所谓的“儒法之争”所困惑。二者虽然都起源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高层政治,但确确实实影响了全中国基层单位的生活。

  在认识论上,赵书用现代社会科学概念界定了众多中国历史现象。这对中国历史在认识论上的“普世化”(或国际化)是巨大的一步,因为赵鼎新用了一套中西方通用的概念来叙述和分析中国历史。同时,他讨论了当这些概念用在理解中国历史时会出现哪些偏差。例如,周朝的各个“国”,他用“城邦国家”(city state)来表示,这就将周朝的历史和古希腊的历史对应起来。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周朝城邦国家在政治、社会组织等方面与古希腊城邦国家的区别,从而揭示了周朝国家的实质(第34章),同时讨论了“封建”(feudal)这一概念能否运用到中国古代历史研究这一问题上(第5557页)。这些工作,以及书中对表达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等现代概念的检查,必定会引起学术界的持续争论。

  赵书的方法论贡献体现在两个层面。在较低的层面上,作者依靠有限的历史记录——主要依赖《春秋左传》和《史记》两个文本——发掘出系统的数据。最突出的应当是作者量化出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数据库,据此他对五六百年间国家间关系和各国实力消长进行了非常严谨的分析。而在更高的层面上,他尝试提出“宏观结构”和“微观机制”两个层次的分析方法,批评了一些历史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分析方法,展现了影响社会发展的机制的多层次性:同样的因素组合,在不同的宏观结构下可能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变迁效果,例如,宋代某些地区、康乾盛世的江南,或许具备了很高的商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但由于中国“儒法国家”形成的社会与政治结构,这些因素不可能带来工业资本主义的突破(第349356页)。《儒法国家》在第一章介绍了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总的理论框架(第2948页)。人类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竞争,使得人类社会具有“积累式的发展”的特征。赵鼎新认为人类社会存在四个面向,即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这取自麦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四个来源理论。但是,他更强调竞争,并分析了这四种竞争各自的特征,以及如何影响社会积累的增长速度、主流价值观念(例如,是有利于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价值理性还是工具理性占优等)、政治经济结构(例如,是推进了国家集权还是促进分权化的政治模式)。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东周到秦朝,就是因为各国陷入了长期的军事竞争,造成法家思想的强势和法家国家的兴起,为中国几千年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第13章用这个理论框架来解释古代中国社会经济领域所面对的结构性困境。赵书的主要工作并不是构建一个完整的基于四个面向竞争的人类社会发展理论,而是以这个理论为起点来检查中国古代儒法国家形成的历史。

  五、屋子里的马

  英语里有“屋子里的大象”的说法,意思是大家都明白但没有说出来的东西 ——毕竟,如果屋里有一只大象,屋里的人肯定都看见了。不知是否出于作者的本意,赵书的封面设计选择了宋朝名画《五马图》的一个局部,展现了古代中国儒法国家政治生活的一个场景:一个手执马鞭、身着(儒法国家)官服的中年男子牵着一匹西域进贡来的良马。在看到这个封面设计的时候,大概联系到本书的主题乃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历史,一个学生评论道,这幅画是不是寓意古代中国就是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啊?尽管赵书的内容远远不止如此,“马上得天下、马下不能治天下”的确是此书的一个重要论点,即儒法国家长期延续得益于法家的强力统治与儒家意识形态、思想教化的合法化(legitimation)的统一结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史文本常用“文治武功”来描述优秀的政治家和皇朝的由来吧。

  的确,马在古代中国的历史里是占有突出地位的。在周天子逐渐失去对各国控制力的东周,马拉的战车是战场上重要的武器。秦始皇陵里的兵马俑和青铜战车塑像,更显示了马匹在那个年代作为军事装备和权力符号的意义。中原的国家,有因“胡服骑射”而实现强国强军的例子,有太平盛世的马放南山,也有马上民族为了统治农耕地区而主动放弃马上生活和政治方式——魏拓跋氏迁都、满族人采用汉制等——的故事。《五马图》展现了北宋帝国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互动,而黄仁宇则在另一幅北宋名画《清明上河图》里发现只有牛车而将其解读为北宋在面对北方夏、辽等游牧帝国的军事压力时,马匹或已全部被战事征用而供给严重不足。事实上,在宋辽的双边贸易(互市)中,马匹是辽国的禁运品,严禁输入宋朝,这预示了今日国与国之间对某些高科技产品的禁运。赵鼎新使用了战国时代“白马非马”的掌故,发问为何在那个百家争鸣的年代,中国并未出现像古希腊一样重理论、重逻辑和抽象思维的哲学发展盛况。或许,战国时期中国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的阿基米德和毕达哥拉斯,而一旦儒法国家体制形成和巩固,后来的中国就再无可能出现培根、牛顿、笛卡尔,现代科学技术也就无从在中国兴起,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也就成了难题(第187189页)。

  那么,我们今天谈论赵书和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屋子里的这匹马是什么呢?终其一生,黄仁宇最终关注的也是中国绝对主义农业国家的形成和这一政治系统的超稳定性。现代资本主义或工业化未能在中国取得突破,是他最耿耿于怀的事情。为此作为讲授亚洲政治的大学教员,他多次自费去北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方考察资本主义的兴起,写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更不用说他的回忆录《黄河青山》,具体入微地展现了他在体验和观察中国自五四运动、共和革命、抗日战争后,穷尽余生试图理解中国历史和未来出路的思想史。在他看来,中华民国主要是在19271937年间建立了一个现代国家的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但终归因为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其求索现代中国的努力无疾而终。相反,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彻底扫除并重新构建了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中国全社会通往现代化的道路才彻底打开。即便如此,也还要等到1978年邓小平领导下的政府才把中国彻底引上了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的道路。在赵鼎新看来,由于有强国家的传统,中国无论撞了多少次南墙,终归会走上发展发达经济体的道路。

  归根到底,所谓现代性,即现代的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现代的国家(政府和治理体系)是近代自魏源“睁眼看世界第一人”以来一波又一波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关怀。中国遭遇几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关怀实际上是中国面对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和在亚洲率先现代化的日本横行无阻的帝国主义的惊恐下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真切焦虑。今日这种焦虑已经基本消失,但是古老文化帝国如何变身为现代国家、究竟什么是所谓的现代国家的问题,依然潜在或直接地影响着各个学科领域。

 

  赵鼎新在第一章构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竞争层面的驱动理论,并以此解释中国历史为何与西欧不一样。由于宏观结构上的因素,在东周进入国家间失序(anarchy)的全面战争状态以后,军事竞争使得法家的制度设计和政治理念强势崛起,强国家、强调政府和体制稳定的政治体系便不断地在后来的朝代复制和再生产,一直到另一个强大的文明将一种崭新的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的方式强加给中华帝国。

  那么,是否儒法国家在汉朝最终成型以后,西欧式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就彻底没有机会了呢?阿明(Samir Amin)认为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有很偶然的因素。罗马帝国崩溃以后,没有出现新的统一的政治控制,国家、教会、城市之间力量分散,相互竞争,为新兴工业阶级提供了生长空间。他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即便不在欧洲出现,也迟早会在别的地方如中国或中东出现。在他看来,虽然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划分方法是不准确的,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的确是可以预测的。在原始部落社会之后,世界各地均会出现各种模式的专制社会(tributary system,进贡体系),随后资本主义的模式必定出现,直至日后被共产主义社会代替。赵书十分强调儒家伦理作为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而阿明也认为专制的社会需要有一套为专制制度提供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赵书(以及黄仁宇)探讨了晚明新儒学未能挑战正统儒学而带来中国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阿明也十分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必须依赖一系列对基督教专制意识形态的攻击,最主要的就是所谓的个人解放、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在阿明看来,这些概念或论述只是资产阶级推翻旧的统治体系的工具,是现代资产阶级兴起以后建构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一部分。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层面,赵书试图坚持价值中立,也并不明确地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正常体制。它不讨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是否会发展成为另一种社会;不涉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是否有先后顺序,也不讨论究竟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什么。赵鼎新只是在书中无处不在地将古代中国与古希腊以降的西方文明、现代的盎格鲁-萨克逊经济、文化、政治圈进行着或明或暗的比较,而这些似乎是一些人所批判和解构的“欧洲中心主义”。因而,尽管本书并未直接介入有关基本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却仍然可能被今日中国正在发生的各种争论所借用。

  作为一个政治学者来读一本历史著作,将对本书的讨论引到对世界的关注(intellectual concern)后,我也可以结束本文了。回到赵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四个竞争层面的理论,今日我们所处的依然是一个以国家为单位而持续竞争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阿明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中提出的全球劳动人民联合起来修改被资本所控制的世界体系的理想,或许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

  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中各种消减国家间冲突、竞争、战略互疑、安全困境或构建各种类型的命运共同体和超国家、去国家、全球性的认同与机制的努力,都是我们需要的。尽管今日国与国之间竞争可能不再是战国诸雄所面对的全面战争,但只要竞争继续以国家(nation-state country)为单位,那么应对竞争的答案依然是强国家(strong state)。当然,如何建设强国家,在今日又是一个有待持续争论的题目。

 

  【作者单位】王正绪,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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