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 搜索 高级搜索
      “2016年中国社会发展高层论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与社会协调发展”邀请函 《社会建设》杂志征稿启事
首页
悼念郑杭生先生
社会学动态
新闻消息
公告启事
  学术沙龙
升学留学
招聘信息
社会学研究
推荐阅读
学术专题
  学界人物
论文辑览
书刊推介
社会学评论
佳作评介
  社会评论
课堂内外
教学信息
电子课堂
课外辅导
电子资源
毕业论文
调查数据
网上调查
友情链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会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社会学网站链接

 
首页 > 社会学评论 > 书评荟萃 >
  袁剑 彼得·毕绍:《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与西方的圣境塑造》  
  作者:袁剑    发布时间:2015-09-23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彼得·毕绍:《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与西方的圣境塑造》

Peter Bishop, 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89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原文载于:《中国学术》第34辑(2015年)

 

随着英国人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The Lost Horizon, 1933年)塑造出一个永远安详、宁静而又纯洁的“香格里拉”(Shangri-La)圣境,人们(作为读者、旅行者、体验者)的目光就开始为这块地区寻找落脚地,并最终将之与“西藏”联系了起来,为其赋予了多重的意义空间。而在“西藏”成为国际关注热点的过程中,除了希尔顿等小说家之功,还更需要拜西方的东方学所赐,正是在诸多东方学家的文笔运思之下,形成了一个“香格里拉—西藏—他者”的对应链条,进而纳入到西方学术与文化对远方“他者”的想象当中。而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如果没有近现代国际地缘政治的介入,“西藏”这一地名可能会跟中国的其他省区名称一样,不会在众多领域内产生出多重意义。由于文化和地缘政治这两方面的因素,使这块土地受到了来自各方面机构和人物的检视,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图景。面对这一块文化上的“他者”,西方在对自身中心万里之遥的中国西藏所进行的或远眺、或抵近的观察与叙述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阶段性结构,而这种结构,也在继续影响着西方人对西藏的认知。

正是基于这种对超越单一性的想象复杂性的认识,在《香格里拉的神话:西藏、游记与西方的圣境塑造》(The Myth of Shangri-La: Tibet, Travel Writing and the Western Creation of Sacred Landscape, The Athlone Press, 1989)一书中,彼得·毕绍(Peter Bishop)探寻了从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西方对西藏的多重想象图景,为我们揭示了一幅由西人游记所建构出来的斑驳陆离之间不乏阶段性的西藏“圣境”印象。

本书于1989年出版于伦敦,并在次年由美国西海岸的加州大学出版社再版,2000年以《香格里拉之谜》(The Sacred Myth of Shangri-La)为名在印度Adarsh Books出版了修订本,能在英、美、印三大英语使用圈内屡次出版,这一作品的学术与社会影响力可见一斑。正如沈卫荣先生所言,这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证都很出色、非常值得一读的好书。作者对西方大众传媒和文化批评理论的运用和建树甚至超过后出的包括洛佩茨的作品在内的大部分相关著作,他对西方人如何塑造‘圣地’(sacred geography)的描述和批判给人以很多的启迪,对后人破解香格里拉的神话有开创性的意义”。[1]本书作者彼得·毕绍曾多次游历西藏,1967年获得英国诺丁汉大学荣誉学士学位,1976年获得澳大利亚菲达士大学硕士学位,1989年获得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他当时任教于南澳高等教育学院(South Australian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现为南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传媒、国际研究与语言学院副教授。[2]除了这部作品,作者还撰有《权力之梦:藏传佛教与西方想象》(Dreams of Power: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The Athlone Press, 1993)一书,对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藏传佛教的误读作了深入的揭示,为洛佩兹(Donald S. Lopez Jr.)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相当的基础。[3]此外,他还撰有多篇发表于相关刊物和收录于论文集的相关论文。[4]

本书主要以时间顺序加以展开,除了导言和地图,正文部分共分为七章,分别为(1)一种想象地理学、(2)西藏被西方所发现(1773-1792)、(3)创造的临界点(1792-1842)、(4)“宇宙轴”的出现(19世纪中期)、(5)外部的时空(1785-1914)、(6)消失的地平线:从圣境到乌托邦(1904-1959)、(7)结语:空瓶子。此外还有注释、书目和索引部分。其中,第1章系统分析了“景观”(landscape)与“圣境”在西方对西藏认知过程中的重要性,并揭示了西方涉藏游记作品在建构对西藏总体认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第2章主要论述的是作为地名的西藏在西方的“发现”与认识过程;第345章主要论述的是作为“圣境”的西藏在西方的型塑过程;第6章则侧重论述了西藏形象在西方认识中从“圣境”向“乌托邦”的转变过程。在最后一章中,作者论述了20世纪50年代末之后西方对西藏认识的转变与困境:跟之前西藏在西方文化中的充实形象相比,西藏在这之后失去了对西方人而言至关重要的精神特质(第240页)。

作者在本书中指出,西方对于西藏的塑造(creation)是在他们对全球地理学(global geography)和自身在这一地理学中所处地位加以重新定义的相互角力过程中形成的。而某种地缘政治学想象和帝国主义神话学的出现,在西方对西藏的想象上是至关重要的。“西方对于西藏的整部想象史,都被封装在符号-外壳(symbol-containment)及其更宽广的心理语境(psychosocial context)之间的关系图景当中”(第241页)。具体而言,作者在书中所要揭示的,正是十九世纪后期在对人迹罕至的荒野地区(wilderness regions)进行的一种全新的审美欣赏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在帝国化观察与想象化阐释之间的彼此冲撞与妥协被记录了下来。而具体到西藏这一对象之上的话,我们就会注意到,西方在对西藏的认识观具有明显的历史阶段性。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的幻想当中,西藏的宗教、文化和地理都是融合在一起、截然不可分的,而随着对西藏孤立与纯粹图景造成威胁的意识日盛,在西藏作为幻想之境与地理名称之间出现了分离。而“香格里拉”这一名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标志着西藏最终从一种地理基础上的圣境转变为一个没有固定位置的乌托邦(导言第ix页)。

在写作的一开始,作者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景观是不存在的。我们塑造整个世界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创造出新的地点(place)的过程。我们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是一个为各个地区贴上“马赛克瓷砖”的过程(第1页)。在貌似简单的地名(place-name)背后,往往具有知识和权力规制方面的深意。有学者曾提醒我们,在面对一个仿佛已经是常识的地名时,有必要追问这样的问题,即,在确定地名的最初时段当中,有必要弄清与地名相对应的是景观或社会特征究竟是长期的还是短暂的,而长期特征所包含的信息量会比短期的要多许多。[5]地名的长期特征不仅能够标示出历史发展的具体脉络,而且还能让人们通过这些历史变迁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权力话语。因此,对长期特征的追索就显得更具有意义。

随着西方殖民力量对世界历史与秩序的重塑,他们抹除地名原义而提炼出“空地”,进而为这一“空地”赋予新地名和新文化意蕴的例子并不少见。例如,他们在向海外殖民地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当地土著居民的死亡,或者在殖民力量本身的有意压制下,原先的诸多土著名称被抹除了。重新命名和新的地图绘制技术结合在一起,使西方殖民力量成功获得了对土著名字消失后的这片“空地”的控制权。[6]当然,西藏的情况与西方殖民的这种做法有所差异,但是,在西方建构对西藏想象的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对于那个“遥远”之地的数百年追寻中,西方文化为其赋予了一种神秘的力量,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遥远”之地的圣境化过程,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创造、实现与衰落的过程。在这种变动之中,西藏逐渐从一个不被西方人所熟知的地名变成梦一般的“圣境”,又从一个西方梦想的“乌托邦”渐渐变成斑驳陆离的多元化图景。

在这中间,西人所写的游记与所绘制的地图成为关键性的节点。通过西方早期探险者的长途跋涉与不懈探索,游记作品逐渐成为想象知识生产中的一部分,随着关于西藏的这些知识的增长,成为文化神话塑造的一大重要方面,而这种方面,在之前的研究中被忽视了。在另一个方面,地图又通过标注明确标记的方式,将那些探险者所发现和记录过的景观与特定的时间联系到了一起,“自然地理学和按年代排列的时间所形成的客观、有形世界既在表面上回避了主观的个人体验与题外话,同时又在骨子里纳入了个人的这些主观体验”(第4页),从而形成了对于西藏的“亦真亦幻”的立体性认识。西方对西藏认识的这种建构过程,看似逻辑严整,却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游记作品中的诸多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大可质疑的,因为无法解释清楚如何选取和为何被包括在其中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这种照片的功效就类似于明信片,体现的是一种标指(index)作用,表明游历者确实曾到过这个地方。但这种仅仅被游历者所模糊定位的照片被作为确定位置在地图中被确定下来之后,地名所包含的意义就不仅是地名本身了,更具有了一种强加上去的想象力量,从而为西方建构整体性的西藏意象开辟了道路。

将西藏从西方认识史中加以区分看待,这是作者在本书中的着力点所在。而所有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对西藏景观的不同时段的阐释基础之上的,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则是如何使西藏的诸多景观能够被放到一个整体领域内加以思考,从而成为类似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那样的“信仰的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faiths),进而形成一个多重意味的“圣境”。[7]

作者指出,“圣境”概念是在西方的文化幻境塑造与地理尽管之间的对话中产生的。西方历史中对“圣境”的研究多有渊源,如荣格(Jung)等对于“圣境”的神话或原型维度的研究、段义孚(Yi-Fu Tuan)等对于景观与地方的现象学、感知和体验的研究以及一些学者对于“圣境”的社会背景以及景观感知的研究等等。这种“圣境”往往跟世俗世界相区分,具有确定的边界和中心。只有在边疆视角下,这种位于远方的“圣境”才能有效地呈现出来,并引起民众的关注。作者认为,在西方文化的认知下,作为西藏地区宗教和行政中心的拉萨,是一座权力之城,让英国人和藏人所痴迷。在英国人的眼里,拉萨是与西藏最高权威相联的关键点,而在藏人眼里,对拉萨圣洁和与世隔绝特征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民族和宗教完整性的捍卫。西藏身处世界最高海拔高原的地理位置,也使这块“圣境”显得高高在上(on high),居处这一“圣境”之人俯瞰着大英帝国的芸芸众生,占据着道德思想的制高点(第125页)。可以说,这种“圣境”既让人望而却步,但同时也引人神往。当代对于“圣境”这一术语的使用就常常缺少这种悖论,常常只被想象成是治愈人们心灵创伤并使人冥想的福地。而在涉及到西藏时,曾有的这种悖论轻易就被消解了,在这里,内部的重重矛盾被和谐共融所取代,形成了一块充满着崇高理想与信念的区域。正是在这种将西方追寻的宁静、平和理想的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过程中,西藏“圣境”逐渐形成。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圣境”的形成过程并不是线性、流畅的,而是在个人、国家以及文化力量的彼此互动中逐渐完成的。亨利·列伏斐尔(Henri Lefebvre)曾言:“再现的空间是活生生的,它自己会说话。它具有有效的核心或中心:自我、卧床、住宅、屋舍;或者就是广场、教堂、墓地。它将激情、行动以及生活环境的场所全部包罗在内,所以就直接包含了时间,因此,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认定:可以是方向性的、境遇性的或者关系性的,这是因为,从本质上讲,空间是具有流动性,是具有内在动力的”。[8]正是在对于这种类似的想象空间的认识之上,毕绍指出:“欧美对西藏的幻想绝不是一种模糊的抽象,也从不只是单个游历者头脑中的图景所塑造出来的。它们往往是实实在在的,经常以独特的行动体现出来,从散文和景观叙述的接受风格,到探险活动如何加以组织和装备的细枝末节,不一而足。此外,这种想象还体现在探险者-旅行者与他们非欧洲的向导、同伴、护卫、佣人的关系当中”(第14页)。正是在这种多元交织的关系网络中,西方对于西藏的“圣境”图景日渐清晰。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殊死搏杀,西方人开始对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表示怀疑,甚至出现了关于西方没落的论述。在这过程中,西藏似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并不仅仅是对个人绝望而言的,而是对于整个文明甚至整个世界的萎靡而言的。1933年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一书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西藏从一个普通西方人通过努力能够企及的“圣境”转变为一个遥不可及的“乌托邦”。

但是,这个“乌托邦”并没有能够维持多久。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达赖出走以及前后数十年的东西方冷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人基本上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状况表现在思想层面上,就标志着数百年来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西人涉藏游记及相关衍生作品所塑造起来的西方对于西藏想象的“领土空间”彻底失去,西藏在西方认知眼里已经不再是一个充满着神圣力量的地方(第241页),这个据此建立起来的“乌托邦”于是就轰然坍塌了,但却没有一个合适的意象能够加以填补。这种整体性的统一认识的崩塌,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西方在对西藏认识方面出现了某种多元局面,不同的人心目当中开始有了不同的西藏图景,在他们的眼里,西藏逐渐从一个神秘之地(mystery)变成了一座博物馆(museum)(第243-244页),他们开始从中选取各自需要的素材来型塑自己的西藏想象,当代西方对于西藏的各类斑驳陆离的认识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9]

在西藏对西藏的认识重新成为一个“空瓶子”(The Empty Vessel)的时刻,作者敏锐地指出,这个瓶子的破碎,以及西藏想象内涵的溢漏(spillage)与劫掠(spoilation),并不能全都推脱给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自己的认识方式与相关行动造成了这种局面(第241页)。中国古谚有云:“旧瓶装新酒”,那么,面对这个对西藏认识的“空瓶子”,西方世界该装上怎样的酒呢,是“新酒”,还是原来那一套“旧酒”呢?现实正在给出答案。

                             

注释:



[1]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天涯》2010年第4期。

[2] 具体可参见作者本人的个人学术简介:http://www.unisanet.unisa.edu.au/staff/homepage.asp?Name=peter.bishop2013120日访问。

[3] 沈卫荣:《也谈东方主义和“西藏问题”》,《天涯》2010年第4期。文中所提及的洛佩兹的作品是《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Donald S. Lopez Jr.,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中文本由杜永彬等于2001年译出,未公开出版),该书选取西藏七个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作为个案,分别加以分析与梳理,为读者揭示了一个西藏神话的构建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毕绍此书的进一步深化。关于本书的专门介绍,另可参见杜永彬所撰《唐纳德•洛佩兹:<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一文,载《中国学术》第七辑(2001年)。

[4] “Not Only a Shangri-la: Images of Tibet in Western Literature”, in Imagining Tibet: Perceptions, Projections, & Fantasies, ed. Thierry Dodin & Heinz Rather,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1, pp. 201-222; “Reading the Potala”, in Sacred Spaces and Powerful Places in Tibetan Culture, ed. T. Huber, Dharamsala: Library of Tibetan Works and Archives, 1999, pp. 376-385; “A Landscape for Dying: the Bardo Thodol in Western Fantasy”, in Constructing Tibeta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ed.) Frank J. Korom. Quebec: World Heritage Press, 1997, pp. 47-72; “Jung, Eastern Religion & the Language of the Imagination”, in D. Meckel & R. Moore (eds.), Self and Liberation: the Jung/Buddhist Dialogue, New York: Paulist Press, 1992“The Death of Shangri-la: The Utopian Imagination and the Dialectics of Hope”, A Journal of Social Ecology, 2, 2000, pp. 7-26; “Glimpsing Tibet: A Landscape of Closure & Loss”, Literature and History, 6 (2), 1997, pp. 56-72; “Jung, Pure Land Buddhism, & Psychological Faith”, The Eastern Buddhist, 1989, XXII (2); “The Geography of Imagination: Tibet”, Spring 1984 (A Journal of Archetype & Culture)等。

[5] []R. J. 约翰斯顿主编,柴彦威等译,柴彦威、唐晓峰校:《人文地理学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13页。

[6] J. B. Harley,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n Imago Mundi 40 (1988), pp. 111-130.

[7] 对西藏“圣境”的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可参见Alex MakayToni HuberSamten G. KarmayJohn Vincent Bellezza等人的相关论述,国内的综述文献可参见才贝:《西方“朝圣”视野下藏族“神圣”地理研究及其分析》,《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

[8]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by D. Nicholson-Smith, Oxford and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p. 41-42.

[9] 关于这一现象的论述,另可参见Dibyesh Anand著,励轩译:《西方对他者的殖民表征:以异域西藏为案例》,《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原文题名为“Wester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Other: The case of Exotica Tibet”,刊于New Political Science, 29 (1): 23-42 

 
  责任编辑:szp  
 
现有 0 人对本文发表评论 查看所有有评论    发表评论>>>
   
 
  相关文章:
  无相关信息  
 
 
首页 > 社会学评论 > 书评荟萃 >
Copyright © 2007-2014 Sociology Perspective, All Rights Reserved
【社会学视野网】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办
版权所有 转载请注明出处 联系我们 sociologyol@163.com
京ICP备0902811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