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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敏 绿色思潮在中国兴起  
  作者:颜敏    发布时间:2007-11-06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绿色思潮在中国兴起

作者:颜敏 指导老师:朱学勤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与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相关的各种话语在我国迅速流行起来。据作者初步调查,有关环境保护的出版物由1950年代每年几种上升到1990年代的每年几百上千种和21世纪每年上万种,与生态环境相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论文数量在成倍增长,新闻媒体中环境事件报道的频率和篇幅在迅速增加,以环境保护为主题的报刊杂志和宣传册大量出现,电视媒体中有关自然生态与环境保护的节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环保网站,BBS上关于环保的帖子也大量涌现,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的速度一步步提升,各级政府相继成立环境保护专门机构,各级各类学校纷纷设立了有关环境保护的课程、学科和院系,各种环保社会组织数目增长迅速并积极展开活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也开始成为街谈巷议的组成部分……环境保护正在成为社会成员一个新的解释框架、观察视角,绿色文化走向时尚和普及,生态价值观和世界观正在获取社会承认。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环境问题的涌现、人口的激增、信息社会的来临和公共领域的开启,这些与环境保护、自然生态相关的各种话语,形成了既具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又具有广泛社会心理基础的“绿色的”社会思潮,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方向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尽管从官方到民间的绿色思潮越来越高涨,但是我们从身边或媒体上看到,环境事件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性质和后果也似乎越来越恶劣、严重。我们一部分人专家断言,中国自然环境仍处于整体不断恶化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2001,前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2005,序言)而另一部分则认为,“最近18年中国环境在总体上没有出现明显恶化。”(李周,孙若梅,2000:37)“在经济成倍增长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并未相应恶化,环境质量大体保持在80年代初期的水平上,一些地区的环境状况还有所改善。”(曲格平,2000:15)。对于中国未来环境保护的趋势,即使是“旁观者清”的国外人士也是见智见仁,莫衷一是。(S.Kaneko,et al.,1999:87-104)
那么,为什么对中国环境保护会产生如此不同的看法、观念和态度?它们是如何出现的?这些分歧的原因和意义何在?环境问题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社会关注?哪些事件与活动导致了绿色思潮的发展及其不同的趋向?哪一种看法比较接近中国环境问题的真实情况,或者说我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主流绿色思潮?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学者关于环境主义/绿色社会思潮的研究
西方学者多把社会思潮视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社会运动的一个成分进行研究,绿色社会思潮也被视为环境运动中的意识形态——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参见Dunlap,and Angela,1992.Lewis , 1992)

A. 关于环境主义的起源、发展阶段和相关因素的研究
哈珀指出,环境主义的兴起与如下因素相关:60年代行为主义文化,科学知识的普及,媒体的覆盖,人们户外活动的增加,经济的扩张和生活的富裕;当代环境主义可以分为三种表现形态:全国性组织、基层运动和激进运动。(哈珀,1998:363,10~15,389,384)
汉尼根(Hannigan )以建构主义分析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心,他(在其著作《环境社会学》中指出:公众对环境的关心并不直接与环境的客观状况相关,而且,公众对于环境的关心程度在不同时期并不一定一致。事实上,环境问题并不能“物化(materialze)”自身,它必须经由个人或组织的建构,被认为是令人担心且必须采取行动加以应付的情况,这时才构成问题。(Hannigan, 1995)
佩珀(David Pepper)从意识形态、政治和哲学三个视角描述了环保主义的根源,认为人们总是透过一定的文化过滤器去感知环境问题的。上述三个视角的每一个又分为一对对立的东西,在意识形态中有建立在理性主义和科学方法之上的技术中心论与通过生态学与浪漫主义哲学混合形成的生态中心论;在政治视角中,有功能主义/多元主义或民主/资本主义与强调阶级利益冲突的马克思主义,对环保主义而言,就是物质资源所有者的利益与环境保护者的利益;在哲学视角中,有声称人是自然一部分的决定论与声称人与自然分离的自由意志论和存在主义。作者还强掉了公众讨论对话和全面揭示事实真相的重要性,但认为这仍然不够。(Pepper,1987)
托卡(Tokar)本人是一个社区的组织者,他为“绿色替代”运动组织(The Green Alternative)选择了很具哲学意味的策略。他集中地讨论了生态价值。德国绿党和新近组织起来的“美国绿色运动”有“四个支柱”:生态学、社会正义与责任、草根民主和非暴力。事实上,Tokar用力最著的是对绿色视野的清晰而简明的概括,以及他举例说明绿色价值如何付诸行动的。人们对本地层面的具体变化可能印象深刻,这种本地变化反过来为更大的社会变迁创造压力……最重要的变化源于草根,如同个人的变化成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努力,这种努力一起为国家政策的变化创造不可抵抗的压力。(Tokar, 1987:60)
德国是世界环境主义一个主要发源地,并且在本国政治舞台上取得了最大的成功。Moltke介绍了德国绿党之所以能进入国会,而美国英国等其他西方国家虽然绿色政治支持者众多但难以获得必要的选举支持的原因。原因在于德国的政治体制对少数和边缘人群的诉求敏感度不高,不能有效吸收他们的支持,而美国等国的选举制度使得这些少数和边缘人的诉求不能得到大党的支持。作者也特别提到前苏联和东欧的绿色分子或绿党在推翻集权统治中发挥了中重要作用,并在后集权时代的政党功能。(Moltke,1990.)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日本受到世界环境运动的影响,也经历了仅仅是群众要求清洁、卫生和健康的环境运动发展到要求保护全球生态系统得运动。Hisayoshi Misuda将日本的环境主义分为两种:“本质的环境主义”和“工具的环境主义”,前者是支持污染受害者的草根运动,后者是反对发展、要求保护全球生态系统的生态运动。他认为日本本环保运动迅速发展的原因有两点:近代日本日益严重的环境破坏和日本人民中出现的后物质主义生活方式。(Misuda,1997:442-452)饭岛伸子认为,日本环境主义起源于明治时代开始的工业化,特别是矿山冶炼业的发展,在促进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解决上,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积极有效,日本环境运动有四种类型:反公害-受害者运动、反开发运动、反“公害输出”运动和以修复已遭到破坏的环境进而建设一个理想乐园的环境保护运动。(饭岛伸子,1999 )
1988年12月,纽约独立电视电影制作人采访了爱沙尼亚绿色运动的领导人、苏共19届代表大会代表Juhan Aare。被访者表示,他不是苏联的爱国者,而是爱沙尼亚的爱国者。他依靠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发展环境保护组织,通过新闻媒体发表纲领,但他又说,虽然美国的企业和苏联的各部一样,都是把获利看得高于一切,但美国的企业受到新闻和政治的有效影响,并且美国企业的老总明白,没有清洁的空气和水,财富没有意义。(Devyatkin,1988 :13-15.)Igor Izodorovich Altshuler 和Ruben Artyomovich Mnatsakanyan为莫斯科国立大学地理系的科研人员,也是前苏联“生态自主支持协会”的合作创立人,他们详细介绍了前苏联的环境保护运动。他们认为,环境运动的扩大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化”密切相关,之前前苏联人们并不敢多谈日益严重地环境问题,因此,环境问题必须政治解决,应制定象美国的人权法案一样明确简洁的义务法案,以保证自然和人们在自然界行动的权利。(Altshuler and Mnatsakanyan.,1990:5-30.)

B. 关于环境主义状况的调查
美国社会学家邓拉普(Dunlap)认为,有两种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范式,工业社会的“社会统治范式”(dominant social paradigm,DSP)和新出现的生态新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他与凡•列尔(Van Liere)合作,建构了衡量DSP和NEP的量表,调查美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发现公共接受NEP的倾向比想象的高得多。(Dunlap&Van Liere ,1978)奥尔森等人(1992年)建构了一些衡量与DSP和NEP有关的价值和信念指标,运用于1982年华盛顿州和1988年密歇根州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分析了美国人生态观念,发现既支持技术价值又支持技术信念的人不多,超过半数的人只是支持一些技术信念,但不支持技术价值,另外他们还发现,DSP的核心因素并未被公众广泛接受而NEP看来已被广泛接受了。(Olsen, Lodewick&Dunlap,1992:53,75)

C. 关于环境主义的争论
环境主义者内部并不统一,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比如,环境问题的原因、环境问题的严重程度、环境问题的解决途径以及世界环境资源的未来,都存在严重分歧。因此,环境主义及其新社会运动是高度异质性的,内部存在不同的派别和主张,而且各种新社会运动与各种传统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中,又不同程度地产生妥协或变异,这就更加增加了环境主义派别的多样性和复杂性。Kitschelt 从西德和比利时绿党的情况,区分出四种不同的环境主义派别:生态社会主义、生态自由主义、生态激进主义、生态现实主义(Kitschelt,1989:115-120.) 但是,人们往往从两个极端来认识环境主义,尽管这种二元分立的认识方式有简单之嫌,人们却往往以此来获得对环境主义的基本认识。哈珀就以“普里安娜”和“卡珊德拉”来分别指称环境主义者中的乐观派和悲观派(哈珀,1998:11),也有称为“丰饶论”和“限制论”(查尔斯•哈珀,1998:316),或“浅生态学”与“深生态学”,或“浅绿”与“深绿”。(Hughes,1992. Drengo,1997.) 
深绿派的著作很多,包括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的社会》、加勒特•哈丁《生活在极限之内》、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增长范式的终结》、诺曼•迈尔斯《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等等。深绿派认为,在生态主义中处于危险的不是人类的生存,而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文化基础。环境主义向生态政治的转变,是现代社会克服早期现代化模式限制的中心机制。通过这种转变,能够发展起来一种超越现代民族-国家限制的民主政治,更为适当的文化基础,那就是,用生态化作为替代工业主义的、现代化的基本文化模式。(Lidskog,2001:113-136)
施耐伯格(Allan Schnaiberg)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产生了“苦役踏车”(a treadmill of production),在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模式下,造成了今天越来越严重的环境危机。(Schnaiberg&Gould,1994:53)但后来他研究第三世界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发现,那里的政府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欲望更为强烈。(洪大用a,1999)

邓普拉等呼吁以新生态范式(New Ecological Paradigm,NEP)来取代现在的HEP(人类例外主义或人类豁免主义范式)新生态范式的假设是:(Catton&Dunlap,1986:15-47.)
1. 虽然人类有突出的特征(文化、技术),他们依然是相互依赖地包含在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众多物种中的一员。
2. 人类事务不仅仅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自然网络中原因、结果和反馈的错综复杂联系的影响;因而有目的的人类行为会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
3. 人类生存依赖于一个有限的生物物理环境,它对于人类活动鉴赏了潜在的限制。
4. 尽管人类的发明创造和的资某个地方的能力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会扩展承载力的限定,但生态法则不能消除。
米尔布拉斯(Milbrath, Lester W.)告诉我们,问题很严重,前景很暗淡,除非我们重做根本的思考,“我们对未来的美好希望将付之东流”,“我们所需要的改变如此剧烈,以致如果实现,将导致一个新的社会”,“人类对这个有限行星使用的增长有物理限制,这指明我们不能持续现在的发展轨迹,如果我们不能未雨绸缪和翻然悔悟,自然将用痛苦和死亡来迫使我们改变”。(Milbrath,1989:1,8,17)
乔治•米切尔说:“地球着火了,拯救地球!”,着火的原因有五个:“化学燃料燃烧导致的温室效应,酸雨,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雨林的毁灭”,以及“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其补救方案:通过联合国的国际合作,缩减美国军费资助环保,国家能源政策包括强制执行的能源节省和推行电动汽车,低投入的农业,种树。(George, 1991)但该书最受指责的是,米切尔很少考虑科学界对未来环境状况的争议,其次它的解决方案必然建立在“命令和控制”之上,而不是财产权和经济动机之上。( Smith.,1991)
所以,与深绿派相反,浅绿派认为未来并不一定如此悲观。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认为,无论是土壤、水、能源或者生物资源都永远不会真正稀缺,因为人类的创造性一直在发现更多的资源而且人类的发明也总能够找到办法(如技术革新和市场机制)来避开或解决存在的资源稀缺,事实上,现在的人类比以前过得更好。(西蒙,1985年。)浅绿派论证说,现在的环境状况比起以前来说,应该是在不断变好,事实上,以前人类生活环境更差,而如今这些问题都在向好的方向转化,人类正在不断扩大环境资源,提高人类生活质量。(Dun&Kinney,1996,)
针对深绿派把环境危机归咎于西方文化,他们还指出,西方文化并非唯一导致环境恶化的文化。即使印度有崇拜某些动物和树木的独特的印度教传统,但对于自然资源的任意开发现象大量存在,致使印度环境大规模退化延续至今。所以,释迦牟尼、默罕默德的教导都无法阻止几十年来日本等某些亚洲国家以及伊斯兰国家对环境的掠夺。(德怀维迪,1987)关于使用市场方案解决环境问题,拆穿许多环境狂热分子反市场、反发展、反增长的情绪,他们会向我们推荐如下著作:《自由市场环境主义》(Anderson and Leal, 1991)、《经济学和环境:一个重新的考量》(Block , 1990)、《解决环保问题的私人方案》(Smith, 1988),等。
浅绿派进一步指出,深绿派拒绝市场的作用,怀疑科学的价值,把环境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与其说促进了环境保护,不如说在进一步破坏环境。詹姆斯•哈夫曼(Huffman, 1992)说,环境主义者心醉于这样的隽语“关怀全球,在本地行动”。我相信自由市场环境主义者的基本信息是把这个隽语倒转过来。环境主义主题应该是“关怀本地,在全球行动”。我们不能全盘理解全球经济,更不用说全球生态了。即使我们拥有这种理解力,我们也没有这种行为动机。对于管理个人生活和本地社区事务,我们既有理解力,又有行为动机。保护环境存在于每个个体的自我利益中,而不是存在于神秘的全球社区的利益中。如果我们关怀全球,我们就不知道如何在本地行动,市场允许这些动机发挥作用。即使它的论据是看不见的手,在这个急剧恶化的环境中,也是值得一试的。
面对浅绿派的强大反击,深绿也开始反省,要求二者结合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赫希克维兹和(Allen Hershkowitz,2002)试图“让环境修复与经济发展联姻”,让有益环境健康的行为获利,这是治愈生态问题,而不仅仅是减少生态态问题的数量。这就是新环境主义的蓝图,这个蓝图是进步主义的、市场取向的。马诺(D.Keith Mano)尽管不相信市场环保主义,甚至认为为了环保,一定的中央集权式必要的主张环保,但是担忧环保主义的过左,对保守主义的环保观同情。(Mano,1989:63)
佩图拉(Joseph Petulla)批判性地探讨了生物中心主义、生态运动,认为环保主义的定义应该是“保护和适当使用自然资源”。(Petulla,1980)帕尔克(Paehlke,1989)对环保主义十分乐观,认为环保主义将成为19世纪中叶以来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后的一个新的原创性的意识形态,它是第三条道路,体现了人们尊重地球的共识。在1960年代,环保主义是在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的边缘,而今环保主义成为中心,与民主、去中心化、女权主义、全球论和技术革新有亲和关系,因此环保主义在新保守主义上升的时代,仍将是一种进步的政治学。麦克库斯克(McKusick,1990:26-28, 2, 1bw)认为美国第三波环境主义路径是,研究工业的环境成本,发展污染控制技术,推进“自由市场环境主义”(free market environmentalism)和 “污染信用”(pollution credits),认真对待工业污染权。
2005年,米切尔•斯兰伯格和特德•诺德豪斯(Shellenberger&Nordhaus,2005)发表了一篇轰动性的文章《环境主义之死》,声称现代环境主义因为它们未经检验的假设、陈旧过时的观念和令人精疲力竭的战略,而必须死亡,否则某种新的事物不能诞生。

二〉我国学者关于绿色社会思潮研究
1950年,我国大陆就发表了吴泽撰写的《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 》(吴泽撰, 1950),以马克思主义讨论了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50年代还发表了另一部关于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方面的著作,那就是王振德的《地理环境、人口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王振德, 1955),王可以说在吴的著作上更进一步,加入人口的变量来深化对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二者关系的理解。除了九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当代科学思潮(1949—1991)》(严搏非,1993)一书中收录了“论先秦儒法两家在自然观上的斗争”(翟海《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3期)、“评‘能源枯竭’论”(袁任平《自然辩证法杂志》1974年4期)“评所谓“环境危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5年2期)三篇上世纪70年代有关评论环境保护方面的论文外,自60年代直到80年代,我国主要出版了一些“搞好环境卫生”(60年代)、环境科学技术(60、70年代)、介绍国外“公害问题”(70年代)和引进少数几本海外汉环境主义著作(70年代)外,少见关于我国环境保护方面的论著。80年代才出现一些这样的论著,如《论环境管理》(于光远,1980)、《与你身边的污染搏斗》(曲文,1981)、《现代化与环境保护》(马世俊,1981)、《中国环境问题及对策》(曲格平,1984)、《社会生态学》(丁鸿富、虞富洋、陈平,1987)等。
九十年代是我国绿色思潮勃兴的时期。首先出现了一大批对于中国环境保护政策和现状的评论,它们大多分散在环境科学、经济学领域,如《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年鉴编委会,1990-2004)、《1999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1998)、《中国环境保护事业(1981-1985)》(中国环境保护局,1988)、《中国生态报告》(国际环境保护总局,1998)、《深度忧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郑易生,1998)、《中国发展报告》(马洪,1999)、《市场经济与环境保护》(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中国环境科学学会,1999)、《迈向31世纪的中国: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林建技、陈永勤、伍世良,1999)、等等。其次,也开始出现一些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方面的著作,如《生态伦理学》(叶平,1994.12)、《伐木者,醒来!》(徐刚,1997)、《绿色乌托邦》(郇庆治,1998)等,其中梁燕城的著作在我国可谓较早研究绿色思潮的专著(梁燕城,1990)。最后,还出现了一些研究西方绿色思潮的著作,如,《西方新社会运动初探》(奚广庆、王谨,1993)、《海德格尔语当代西方的环境保护主义》(宋祖良,1993)、《激进,温和,还是僭越?当代欧洲左翼政治形象审视》(陈林、侯玉兰,1998),等等。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对环境保护思潮的研究渐次深化和扩展,出现了大量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书籍报刊。有的着重介绍西方环境保护理论和运动,有的侧重研究生态伦理、生态哲学,但更多的是中国环境保护科技、政策和现状的论著,还出现了研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论著,如,《欧洲绿党研究》(郇庆治,2000)、《西方绿色思潮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90年代西方绿色运动和绿色理念新发展》(周穗明,2002,2004),《论人口与环境关系研究的主要思想流派与观点》(童玉芬,2003)、《中国环境问题》(李周,孙若梅,2000)、《中国环境与发展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2001,2005)《中国环境问题院士谈》(沈国舫,2001)《梦想与期待》(曲格平,2000)《走向绿色文明:文明的变革与创新》(郭艳华,2004)、《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道社会选择》(王名、刘国翰、何建宇,2001),等等。
对我国环境思潮进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也开始出现。萧新煌(萧新煌, 2001)对台湾地区民众的环境意识开展了问卷调查。首次调查开始于1986年,调查的结果显示:当时台湾民众对生态与经济活动的辨证关系有所了解,但对科技仍然过分乐观,认为科技为未来的希望。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之上,萧又于1999年开展了第二次“台湾环境意识与价值”,调查也以问卷访谈的方式进行,然后将两次调查的结果进行了比较,以此来探测十多年来台湾民众环境意识的转变态势。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台湾民众无论在环境知识还是在环境意识上都比以前“提升”很多,“与1986年比较起来现今的台湾民众已经更趋向了‘新环境典范’(NEP)的环境意识形态” 。在我国大陆,1990年至1998年有国家环境保护局、国家科委和有关机构和媒体对中国公众环境意识最了一些调查。(喻少加,2002)洪大用等(洪大用b,1998)曾于1997年前后,在全国14个市、县进行过一次“全民环境意识调查”,对中国大陆民众的环境意识及其分布趋势进行了测量。这一类的调查与研究,以定量的研究方式,运用抽样统计技术对民众的环境意识以及民众的社会属性,如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等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一方面显示出民众环境意识的总趋势;另一方面,通过相关分析来获知环境意识在社会中的分布状况以及相关的社会因素。近来,洪大用基于2003年全国城市居民抽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状况,发现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水平与其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居住地等因素有一定关系,但通过调查还发现我国城市居民的环境意识在整体上还是偏向物质主义和浅层次的,因此也是有待推进的。(洪大用c,2005:127~132)1998年,马希敏等采用问卷调查方法调查分析了六所中学的学生环境道德状况。(马希敏等,1998)肖萍、方兆本根据《通过清洁生产来加强企业管理者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项目调查报告分析结果,对中国企业家的环保意识进行了综合评价和分析。(肖萍、方兆本,2001:70~72)罗晓燕、水志国(罗晓燕、水志国,2003.9:12~41)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和比较了中日两国大学生的环境意识、环境行为、环境知识和高校环境教育状况。朱启臻(朱启臻,2004:24~26)认为,提高农民环境意识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目标的社会心理基础,没有农民环境意识的普遍提高和广泛参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就是一句空话;但目前我国农民的环境知识缺乏、环境意识薄弱,保护环境的技能也亟待提高;要提高农民的环境意识必须挖掘我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教育体系,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的法治建设,稳定耕地和林地的承包体制,才能有效地培养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吴上进、张蕾于认为(吴上进、张蕾,2004:195~197),根据他们2003年进行的公众环境意识和参与环境保护现状的调查,发现我国目前公众环境意识薄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属于较低层次的参与,表现为公众参与环保的普遍性不足、制度缺失、效果不佳等方面,他们还提出,为确保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必须增强公众环境意识、健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
另外,在我国新兴的传播学也加入了对社会思潮研究的队列。如环境保护NGO“自然之友”对1995年以来中国报纸的环境意识作了连续调查,中国环境影视资料中心(EETPC)对环境资料录像带的使用情况作了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2001:337-339)陈飞星、徐镔镔、吴班等作者(陈飞星、徐镔镔、吴班,2002:26~28)根据我国环境类和教育类学术期刊上刊登的环境教育文献的比重和内容的进行调查,他们的结论是,不管是环境科学界,还是教育界对环境教育的重视程度与环境教育本身的重要性不成比例,环境教育研究的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环境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应该说,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论著已经很多,并且会越来越多,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层面、方位以不同的取向、绿色程度和强度,构建了我国浩大的绿色思潮,但是有关我国绿色思潮本身的宏观纵贯研究尚未出现,对于我国绿色思潮本身的反思尚嫌不足。

三、理论与假设

一〉现代化、现代性与环境主义
孔德、涂尔干、韦伯等指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社会分化、理性化,滕尼斯认为人类从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公社走向以占有物的合理交易和交换为基础的社会,这与齐美尔在《货币哲学》看法一致,指出了现代化的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特征。帕森斯的“进化共相说”描述了现代化势将到来的价值原则的普适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以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增强其适应性的功能,这种乐观看法与韦伯对民主社会的科层化“铁笼”的深切忧虑不同。
与韦伯相似,冲突主义者侧重指出现代化令人不安的方面,这与功能主义者相反。尽管他们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他们还是最先指出了现代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维度。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描述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时发生人口急剧增长、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等。福斯特(Foster,1999:366-405)考证认为,马克思提出“代谢断层”的理论,分析了当时的生态危机,包括资本主义农业的土壤肥力问题、森林减少、城市污染、人口过剩等问题,而恩格斯警告“不要过分陶醉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那一段话更是广为流播。这些论述实际上是20世纪西方绿色思潮的红色源头。
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而现代性意味着现代化的完成。(亨廷顿,1989:41)现代化常常是国家和社会的矛盾、劳资斗争、种族冲突、民族

 
  责任编辑:h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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