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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晋勇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生态文明内涵及历史定位  
  作者:马晋勇    发布时间:2007-11-06   信息来源:社会学视野网  
  当前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一社会发展的崭新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将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展现,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温家宝总理中共中央举办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谈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观的许多内涵,其中之一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1]《人民日报》社论认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2]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质内涵有二:“一是社会差异的缩小,消除对立,实现社会共同富裕和共同进步;二是新旧衔接,平稳过渡,建立社会广泛参与的协商机制”。基本内涵有三:一是建设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和谐经济,二是建设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和树立社会正气的和谐文化,三是建设与世俱进的和谐政治。[3]我认为上述内涵可以归结为一个更本质的内涵,这就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谐、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和谐,人与自己的心性关系和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内涵,也是其历史定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种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从根本来说是超越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的: 

    从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曾经经历了古典的朴素的生态文明、现代的理性的工业文明,现在有历史趋势表明很可能发展为以科学为基础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高级的生态文明。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上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大形态,其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以自然的依附为基础的人的依附的社会”,其基本的社会文化价值是和谐,以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为基础,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己和谐,属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在社会关系上注重经济人理性,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强调技术理性,在与自己的关系上强调抽象理性和经验理性,属于以科学为基础的现代理性的工业文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传统的观点强调在社会关系上对资本主义的根本超越,但在文明形态上通常被看作是与资本主义同属于“工业文明的形态”,乃至被看作为独特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随着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以及“现代性危机”,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生态主义维度和生态文明内涵。在西方出现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生态的角度,批判资本主义,论述社会主义是最有利于保护生态的社会形态,并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内涵。现在我国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我国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论是从我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角度,还是从文明演进的角度,应属于根本超越工业文明、根本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即马克思所说的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高级的生态文明社会,其本质内涵和历史定位应是生态文明,这是因为:


    一、现代性的危机说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都是必须超越的,人类文明将进入生态文明


    塑造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继石器革命、农业革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过程,这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人类的理性之光揭开自然神秘面纱的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理性化的过程,“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国家主义、西方化、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都是“理性化”的不同表现。[4]。现代化的精神实质—“现代性”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的功利需要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把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化约为可用数学算计、可为技术操纵、可用劳动征服的客观物质对象,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但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5]工具目的理性的“现代性”导向下的现代化使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付出的代价有二: 一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一是自然人化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我们通称之为“现代性危机”。
   详言之,一方面,现代化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也给人带来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陷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之一: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义”服务的是现代人“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工具目的价值理性”价值观:在此工具-目的理性的视野和功利目的价值观中,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奴关系”,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以致于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破坏性和负效应日益显露,逐步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造成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现代性危机”使学多思想者和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根本否定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萌芽、二战以后出现、七八十年代震撼思想界,首先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随后波及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种流派繁杂的批判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情绪、思潮和理论,他们激进地拒绝总体性的理论和普遍主义的理性,强调差别、零碎和多元,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流,集中反映了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恶性膨胀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

    学术界一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性的一个维度或集中体现。因此对现代性的批判往往是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联系在一起。

    文化保守主义的社群主义者同样对现代性采取一种激烈的否定性态度。麦金太尔指出: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过程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德性传统失落“道德无序”的“黑暗时期”。[6]另一位社群主义者丹尼尔•贝尔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演变为后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资本主义精神已失落了早期“新教伦理”的价值理性的维度,只剩下资本无尽扩张“贪婪攫取性”的一面,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分裂; [7]

    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也集中批判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匈牙利共产党人卢卡契在1923《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总体性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劳动抽象化和机械化。认为人的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只有废除了消灭物化的社会关系,才能根本上消灭异化。20世纪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批判了科技理性专制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单面人”现象。认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代表特定文明阶段资产阶级统治利益的物质资料分配方式和生产资料劳动组织方式的“虚假需要”“额外压抑”人的爱欲的自由,使人异化。20世纪后期,哈贝马斯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之“体系”对“生活世界”殖民所带来的四重危机:经济系统的经济危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化危机,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

    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学者,不赞成激进后现代主义的彻底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立场,企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 。首先,他剖析了现代二元论机械唯物论的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世界观的渊源,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8]这种世界观有如下六个特点:客观论、现象论、机械运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种还原论的科学世界观,解除了前现代世界观中的精神性和生命性的“魔力”,使人生价值失去了形而上的本体依据,是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从长远看,他正在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9]“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西方工业思想体系产生的直接后果。”[10]其次,他主张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返魅”(reenchantment)有机论的 "后现代生态世界观"。

    上述西方学者对“现代性危机”和资本主义的揭示和批判说明,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并非是都是已经终结历史的理想状态,而是必将被超越的暂时过程。被超越后的社会形态和文明形式是什么样呢?我们认为就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现代性危机”从社会文明的视角来看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危机。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狩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其中,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从精神实质来说属于神圣文明,工业文明则是理性的世俗文明,是对神圣文明的否定。“现代性危机”表明: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已经完成它的使命,正在从兴盛走向衰亡,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文明的主导形态。
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具有生态文明的内涵,一方面这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具有生态主义的维度,另一方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日益严重的以意义危机和生态危机为内涵的“现代性危机”,促使对资本主义具有批判立场的生态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并向马克思主义寻找思想资源,形成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之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化。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生态主义的维度。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生态主义的维度,在西方学术界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非生态的或者反生态的,在其“人类中心主义中,在其工具论的自然观和通过技术控制获得解放的问题中,马克思没能越过西方传统中致命的非生态的二分法”。[11]在1995年9月巴黎召开的“国际马克思大会”,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第一个生态学家,马克思主义“具有跨时代的征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准确预见了‘后现代’的某些特征”。“马克思的思想始终保持通向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域的出场路径。”“马克思主义对当代的“绿色问题及环境—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就具有这样的魅力。”[12]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代性的思想,但是马克思主义又是根本否定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想,具有后现代的特征和生态主义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本身也蕴含着生态主义的维度:

    其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蕴含着人与自然内在有机统一的生态哲学的思想。与现代理性哲学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成主客体的对立征服关系不同,生态主义把人和自然看作是有机整体的内在统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自然观上根本上超越了现代性的范式,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这是以人为调控者的内在有机统一相互依存并关系:

    一方面,马克思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3],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有机的身体:“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说个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这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14]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15]人们实践越多,就“愈会重新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的发展。”[16]

    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自然界与人的生存的内在统一关系前提下,强调自然界对人的现在性地位,认为人要生存,就要解决吃喝住穿问题,就要从自然界取得生活资料,这就有了人和自然发生关系的“生产力”。马克思不是简单的强调人和工具在生产力的地位,而是也重视“自然的生产力”。马克思指出:“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它)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17]马克思在评述重农学派时指出:“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管他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18]马克思在考察的地租问题时指出:“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可能有这种情况: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经济补偿甚至还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少,—这种不少同事只能起暂时的作用,——所以,尽管技术发展,产品还是不会便宜,只是产品的价格不致上涨得更高而已。”[19]

    另一方面,马克思提出了“自然向人生成”的“人本学的自然界”的观点,与现代理性主义者从“抽象的思维者”的主体地位,把自然界看作是“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不同[20],马克思把自然界看作是在实践中生成的“人本学的自然界”[21]充分肯定人的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调控关系,“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们对自然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22]

    其二,从人和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他们所处的工业化时代,关注生态平衡问题,并揭示了生态破坏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深层机制。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生态危机已初露端倪但没有恶化,马克思注意到了同时代人卡尔•弗拉斯在其著作中具有生态保护观点的《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推荐给恩格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利用他的思想,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美索不达尼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储存水分的中心。……”[23]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时代,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对生态的破坏仅仅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从人和自然内在统一的观点以及历史唯物主义其他观点,还是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异化关系。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24]但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的时候,才是我们的”[25] 

    其三,马克思提出了对人和自然关系进行“合理调节”的理论。在马克思的时代,生态问题和环境问题主要集中在农业发展的后果上,大的工业对生态的破坏还不十分明显。马克思在评论德国植物学家弗拉斯《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一书是指出:“本书证明,气候和植物在有史时代是有变化的。……他断定,农民非常喜欢的‘湿度’随着耕作的发展逐渐消失(因此,植物也从南方移到了北方),最后形成了草原。耕作的最初影响是有益的,但是,由于砍伐树木等等,最后会使土地荒芜。……结论是,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它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的荒芜,像波斯、美索不达尼亚等地以及希腊那样。”[26]在这里,马克思提出了“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具有生态主义的视野。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必将对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趋势是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解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它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7]从生态主义的视野来看,马克思实际上提出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生态经济的循环关系:首先是对社会的调节前提,社会化大联合的生产制度;第二,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关系;第三,“最小消耗”、“合乎本性”是进行合理调节、循环的原则。

    其四,马克思提出了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内在统一的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具有“自然-然道主义”的文化精神的理想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将是一个被超越的暂时的历史阶段,取代资本主义的是一个具有自然-人道价值理念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形态。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也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的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他是人向作为社会的人既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任何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 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它知道他就是这种解答。[28]马克思所说的实际上是一种人和人之间、人和自然之间以及人和自己之间三种和谐关系的生态文明形态和社会形态。

    第二,随着以意义危机和生态危机为内涵的“现代性危机”的显现,在西方形成了绿色社会运动,其中之一是生态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潮。生态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主义结合起来。揭露了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揭露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生态破坏的“生态殖民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体系必然被取代的历史前景:

    前东德统一社会党党员鲁道夫•巴罗是欧洲生态运动和和平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论上主张生态人道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谋求“绿色”(生态运动)和“红色”(共产主义运动)政治力量的汇合,其代表作是《红色道绿色》(1983)。前波兰共产党“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亚当•沙夫,1972年后成为“罗马俱乐部”最高的成员之一,1980年担任罗马俱乐部执行委员会主席,积极推动生态运动与共产主义运动的结合,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易斯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他从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出发,其他异化的消费,提出建立“稳态经济”的思想。莱易斯和另一个生态社会主义者阿格尔八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认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动力是追逐利润,生产无政府状态所带来的“过渡生产”和“过度消费”必然造成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出现提供了从本质上改变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建立一个摆脱异化劳动和异化消费、人和自然和谐并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保护自然理智地使用自然资源的后代着想的“稳态”社会经济模式。安德烈•高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学》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与生态运动结盟,反对晚期资本主义。高兹认为,资本主义是追求经济和理性的社会,即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的模式是与生态合理性的要求不相容的。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和市场、消费的不断扩张,这将破坏生活的基本要素和生活质量。生态危机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之中,为了满足这一逻辑,需要引导人的消费最大化,创造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拉比卡指出,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掠夺是造成不发达国家和第生态环境的化的根本原因。生态殖民主义者为了保护本国的生态环境不惜破坏他国的生态环境。发达国家资本主义性质决定他们只能解决本国或局部地区的生态危机,不可能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危机不可能通过改良来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最终消除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29]

    上述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尽管既有浪漫主义、空想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特征等弱点,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对当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的揭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化。

三、把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生态文明关乎到社会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根本对立超越资本主义的高级的社会形态,其政治合法性除了人民民主的民意合法性、社会的宪法之治的程序合法性这一现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以外,主要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合法性,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如果把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于“生态文明”,现实的社会主义可以获得双重合法性:一方面,从肯定意义上看,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合法性上,获得了从人类文明演化意义上的进一步的论证:是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合新的生态文明的崭新的社会形态;另一方面,从否定意义上来看,把社会主义定位于生态文明,站在生态文明的立场揭露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系统的不可调和性,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这必然从反面强化了作为资本主义对立面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


    四、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


    把生态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发展面临比西方发达国家更严重的人地资源矛盾和生态问题,迫使中国采纳、响应西方的“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思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人民正凯歌高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高速的经济增长也带来了一些发展问题,正如许多专家反复讨论过的:中国存在社会剧烈转型所带来人欲的膨胀与的共识信仰瓦解的矛盾问题、社会阶层贫富分化以及沿海和中西部的发展矛盾和差异问题、行政权力无限扩张所造成带来腐败问题、特别是人口的膨胀、经济的增长与有限的生态资源矛盾问题。我国GDP成本长期居世界前列,单位GDP能耗和物耗远远高于世界先进水平,如不更张发展难以持续。我国资源短缺,原油进口逐年增加,水资源紧张,不少矿藏超负荷开采,全国出现数十个资源枯竭型城市。再就业任务艰巨,大批工人下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局部改善整体恶化,水体污染、黄河断流、沙尘暴、江河洪水,非典疫情凸现了生态问题的严重。正如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第二届“绿色中国”论坛上的发言中所说: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中国人口的继续膨胀,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我们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强化全民的资源环境危机意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须发展清洁生产以降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成本,必须发展绿色消费以减少消费过程对生态的破坏,必须发展新能源以实现生产方式的彻底超越。唯有如此,我国人民才能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仍生活在安全优美的环境之中,告别历史上曾出现过的种种灾难,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培育出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谐的生态文明。[30]

    定位于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设生态文化。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态文化建设生态文化建设有一个生态“政治社会化”带动生态“社会政治化”的规律与战略。[31]文化演进规律有二:一是一般的自发演进型的文化演进规律,一是后发传播型文化变迁的规律。两种文化变迁的共同规律在于,知识分子的雅文化与国家政权及其政治文化的双重互动关系,包含了双重的过程:从知识分子的雅文化到国家政治文化的过程,是“文化政治化”(the culture politicalization)的过程;国家政治文化影响人民生活的过程则是“政治社会化”( Politics socialization)。生态文化建设有一个生态“政治社会化”带动生态“社会政治化”的规律与战略。其关键是观念性知识分子成为取得生命的内在自由的生态文化的先进教育主体,在公共领域进行生态文化的政治社会化的话语传播实践,从而建构生态政治的合法性,使现代人确立“人以自然而存在,自然以人而存在”的“内在关系存在论”的生态思维方式。“人以自然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人源于自然,以自然之性为自己的“根性”,与自然形成了一体共生、“内在统一”的关系,探讨的是人的“类本质之根性”的问题,这是传统西方哲学所遗忘了的。认为“生”既是自然生态系统的本然状态,也同时是人的“类本质”或“类本性”,这种“生”的本性,既是自然的内在规定、内在目的、内在价值,也是人的内在规定,内在目的、内在价值。“自然以人而存在”这个命题,说的是自然靠人的生存而显现其存在,自然以人为其自组织演进的最高目的和价值,人是自然价值的最高体现。这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也不是自然中心主义,而是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一体关系,因此人与自然形成两种和谐的关系:“主体间”的存在体验关系,“主体-客体-主体”的实践认知关系。进而建立符合生态正义的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以及人与自己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社会。[山东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温家宝总理中共中央举办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新华网北京2月21日电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民日报》2005年2月26日第一版。
[3]《建设“和谐社会“思考》,见南方网2005年1月7日。
[4][5][美]艾凯.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209;212.
[6][美]A.麦金太尔著 龚群等译.德性之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1.
[7] [美]丹尼尔•贝尔著 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出版社,1988.13-14.
  [8][9][10][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英文版序言[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8-19. ,1995.180-181、188-196、138-140.
[11]Bob Jessop with Ressll wheatly.Karl Marx’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ritical Assessments:Volume VIII[C].Routledge,1999.40.
[12]杨耕.为马克思主义辩护[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57、80-81、22.
[13][14][20][21]《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
[15][16][22][24][2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人民出版社,1971.
[1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3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22、500.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9.
[19][27]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64、926.
[2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2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29]参见周穗明.生态社会主义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1997,(4).
[30]《中国生态报道:可持续发展与文明转型》《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1月20日 第二版
[31]详见拙作《生态文化哲学理念传播的规律与战略》《山东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6期;见拙作《生态政治文明》《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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