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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国:“最牛钉子户”事件折射社会转型之痛  
  作者:赵志国    发布时间:2007-04-18   信息来源:燕赵都市报  
 

重庆钉子户事件实际是中国近20年来城市拆迁运动的一个缩影。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不断发生,谁也不知道相同的事情会不会在自己身上重演,因此,公众和媒体的视线才会异常热切地关注着这对重庆夫妻和这栋二层小楼的最终命运。尽管事件最终以一种看上去皆大欢喜的方式和平收场,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和呼声却并未停止,尤其是在《物权法》刚刚问世之际,这一事件更具有现实的标本意义,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如何在公共利益和保护私权之间达到平衡,在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维权英雄”的真实面孔

很多网民和公众都喜欢把吴苹夫妇视为代表弱势群体向开发商和政府叫板的“维权英雄”,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在记者的调查中,有关这一夫妇的身世背景有很多种说法,吴苹本人也从未向外透露自己的住处和工作情况。当年曾在鹤兴路居住的一位街坊告诉记者,吴苹和杨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做生意,到90年代时就已离开重庆去外地经商,现在北京居住。当年在鹤兴路一带,吴苹夫妇是最早一批“发迹”的富人,据说到90年代时就已积攒下百万身家,他家的这栋二层小楼也是当时鹤兴路一带最大的店面。“如果无钱无势,这栋楼早就和我们的一样被拆掉了,哪还能留到今天?都是有钱烧的。”这位街坊摇头叹息。

而另一位熟悉情况的当地人说起来则更为直接,“这就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他告诉记者,许多外地人来到这里看到这座孤零零的小楼都惊讶不已,都说要在别处,就是一百座这样的房子也早被拆掉了,哪里能拖好几年时间。“说到底还是开发商势力不大,不敢动手强拆,直到去年市里的一家地产商进来,这才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反过来杨武家如果背景够硬的话,开发商也不敢给他断水断电断路。双方就这么僵了两年多。”

吴苹本人在面对媒体的时候,也毫不讳言自己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利益。”换句话就是向开发商索要尽可能多的补偿。从最开始的“原址、原楼层、原面积、原朝向”的一间店铺,外加500多万元的赔偿金,到后来开发商主动加码到350万元的补偿,都可以看出吴苹实在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开发商在她眼里简直不屑一顾。更绝的是,在人们眼里一贯强势、霸道的开发商,对吴苹却一直束手无策、无能为力。

于是,本来是一对富人夫妇与开发商之间的讨价还价,在网络和媒体的无限放大之下发生了奇怪的扭曲,变成了弱势者对抗强势利益团体的“样板戏”,吴苹夫妇被包装上了“维权英雄”的外衣,抗拒法院生效裁决的举动被无数人拍手支持,直到重庆市长出来公开表态之后才出现了不利于吴苹夫妇的转折。直到临近最后时刻双方才戏剧性地达成协议,旋即这一对高调维权的夫妇就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整个过程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美国大片,让观众看得瞠目结舌。

显然,发生在重庆的这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拆迁大戏有别于我们日常所见的“钉子户”。吴苹夫妇所维护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底层被拆迁者的生存权,因为他们名下的这座二层小楼本就不是用来居住的,是用来做生意赚钱的,这其实是一场有钱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无怪著名法学家江平直斥这场闹剧让全世界看了一个“大笑话”。时代杂志对此的评价是“这个事件的主人公,并不像一般的新闻故事中的那些被欺压的、一穷二白的、被邪恶的开发商打压的老人。反之,这对古怪的夫妇却是倔强的、很会对付媒体的、富有的。”

吴苹的高明之处在于,她用言行迎合了社会公众的一个普遍心理———强制拆迁的不公已成为万恶之源。吴苹夫妇也就此成为物权法维权第一人,而有关私权保护的启蒙也随着这一事件的广泛传播而拉开帷幕。

■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较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对这一事件的迅速传播首先应归功于互联网,自从3月初网上各大论坛开始张贴出一张极具视觉震撼力的“小楼孤岛”照片后,“最牛钉子户”迅速成为最火暴的流行词汇。主流网意大都是为“钉子户”叫好,在中国人普遍具有同情弱者的意识主导下,对这对“最牛钉子户”夫妻的支持和赞扬声成为网民的主流。

著名律师贺卫方认为,这种公众和媒体的关注实际上表达出民意对于拆迁制度的不满。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们发现,虽然说有《物权法》这些法律在制定,中国的法律制度从立法层面来讲也是越来越完备,但是,公民权利的保护,包括财产权利,也包括其他权利,在法律保护上力度依然还是很不够的。

不仅仅是拆迁问题,也包括农村土地的征用,还有其他类型的财产保护,都是特别紧迫的事情。这些年对于《物权法》的争议,也引发了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注。贺卫方认为,这些正是促使那么多的人关注这起纠纷的重要原因。

在整个事件过程中,许多外地的拆迁户也专程赶到重庆,一方面是壮大声势,另一方面则是向现场云集的中外记者们诉说自己的遭遇。

一位拆迁户告诉记者,对维权者来说,利益最大化的途径是和开发商进行对等协商,但现实中像吴苹这样和开发商谈判40多次的情况是极少碰到的。“除非能够设法给对方施加足够压力,否则很难让既得利益者甘愿协商。”于是,维权者逐级上访、媒体曝光、寻求高层关注等等都成为“钉子户”们最常运用的手段,到了最后,也只有像杨武那样用极端的方式来寻求合理解决的途径。

而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协商解决,被视为是一次利益最大化的博弈较量。九龙坡区法院院长张立对此的评价是,这一事件将会开创一个拆迁范例,通过全社会的讨论,使得私权保护、个人权利如何才能不被滥用以及如何更好地界定和维护公共利益等都是一个难得的标本,而最后的结果无疑是兼顾到了各方的利益,拆迁户、开发商和政府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

而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另一大贡献则在于充分暴露出拆迁制度的种种漏洞,已经到了必须正视和加以改正的时候。贺卫方就直言现行的“拆迁条例”是一部相当糟糕的立法,都是偏向于政府或者开发商,而对于财产的原来占有人的权利保护相当不足。这个条例甚至根本没有对因公共利益和因商业利益所进行的拆迁作出区别。

1991年制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时,我国没有物权法,没有房地产市场,条例规定的拆迁主体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建设单位,被拆迁人只是义务主体。条例虽然在2001年经过修改,但基本理念和框架没变。《物权法》公布后,有关部门应尽快启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订工作。

■公共利益不应成为开发商的“挡箭牌”

在整个事件中,吴苹提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该区域的开发是用来建商场的,“我的房子是私人财产,开发公司也是私人的”,不属于公共利益,因此强制拆迁是违法的。

将在今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物权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不难看出,虽然《物权法》规定了出于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可以征收私人财产,但是并没有具体列举哪些叫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也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判定规定明确的程序。就此法学家江平认为,是不是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如何判定,需要一定的程序。三峡百万人要搬迁,要全国人大来讨论,一旦决定就只好搬。重庆的这个案例,是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肯定不是一个人自己决定的,“你说不是公共利益需要就不是了吗?”它要符合法律的程序。假如已经经过了合法的程序,被拆迁人仍然坚持说这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继续拒绝搬迁,就不妥了。

另一位法学家王卫国也持有同样的看法,《物权法》确立了私权保护原则,但在公平补偿的前提下,个人财产权应该向基于公共利益和正当程序的公权力让步。同时,个人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冲突,应该通过司法裁判来解决。“一般说来,城市规划和旧城区改造属于公共利益的范畴。旧城改造中,政府可以为新城建设招商引资,但旧城拆迁必须由政府实施。”

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许多拆迁纠纷中,有些开发商打出的“旧城改造”、“城市开发”等旗号大都借公共利益为自己的“挡箭牌”。在许多城市里,房屋拆迁法规不健全、程序不平等、补偿不公平、强拆不文明,加上房地产市场存在明显的垄断利润,被拆迁人获得的补偿与迁居成本差距太大,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涉嫌在征用土地中与开发商分享巨额利润。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公众的不满。

在这次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已经有人在呼吁要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来进一步澄清公共利益的内涵。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进行平等保护,是《物权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其前提是对公共利益作出精确的界定。而《物权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还是不清晰的,如果模糊下去,一方面难以避免一部分人利用公共利益的招牌,侵犯正当的私人利益;另一方面,真正的公共利益也得不到人们的信任和尊重。

然而,对于更多的被拆迁户们来说,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借此机会出台必要的政策法规,为制度化处理拆迁问题铺平道路,从而使得在这一类事件中,公民不需再付出常人所不可能付出的代价、运气和背景就能够维护自己合法的权利。从此不难看出,“最牛钉子户”作为一起公共事件,更是一个符号,10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城市化拆迁的种种难题在这一事件的映照下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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