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国无外交”是20世纪中国的流行话语，曾经是激励中国人自强的著名格言。很少有人想过，它其实同西方话语霸权有密切的联系。从19世纪末以来，所谓“弱国”的分类大致有两种：一是衰落的“传统大国”，奥斯曼帝国和中国常常被认为是典型代表；二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小国，比利时、卢森堡，甚至瑞士都可列入此类。所谓“无外交”并非指不参与外交，或者缺乏外交艺术，而是指在国际体系中没有发言权，对国际地缘政治缺乏影响力。“弱国无外交”在“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十分突出。

　　然而，二战后“弱国有外交”已经得到长足进展。到目前为止，弱国获取外交影响力的途径主要是通过地区性的一体化运动来实现的。其中最成功的是欧洲这个国际强权政治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发源地。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欧盟成员国的利益诉求在欧盟体制内部得到的体现，已经大大超过其在体制外能够达到的水平。相反，强国的利益诉求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在我们的近邻也有成功之例，比如东盟。很多小国，比如新加坡，在世界事务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外交作用。

　　中国人往往将“弱国无外交”看成是国际关系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规律，对硬实力过于崇拜，这显然是受到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自严译《天演论》问世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一反传统儒家重“和合”的思路，开始对政治权力顶礼膜拜。在国难当头的压力下，中国维新派苦苦思索的救亡图存之道，却突然在“进化论”中找到了所有答案：落后就要挨打原来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世界的规律就是弱肉强食。

　　“弱国无外交”的立论基于两个理论体系：一是西方中心论的“世界史”观；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中心史观的核心是直线历史发展阶段论。它设想人类历史不但有明确方向，而且有预设的终极目标。这显然是基督教传统的本体论与目的论相结合的救赎史观。所以中国非但是“弱”而且是“积弱难返”。其实，这种世界史观是欧洲在上升阶段中自行创造的新意识形态。在“中国礼仪之争”的康熙时期，这个观念尚未在欧洲形成。所以，当时的中国并不被欧洲人视为弱国。但从19世纪以来，这个历史观开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将人类历史发展“科学地”划分为先进和落后的阶段，并全然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划分标准，再加上种族优劣论，于是新的“现代”概念应运而生。

　　鉴于基督教传统的善恶二元论思维方式，“现代”必须要有对立面，所以“传统”就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死敌。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的节节失利被夸大成整个传统文化的劣势。凡是传统的就是弱的。以欧洲为现代，中国就突然成了中古，以欧洲人为文明人，中国人就成了蛮族。然而，按照西方中心论，只有欧洲以外的“传统”才同“现代”截然对立，而欧洲自身的“传统”，无论是生造的，还是确实存在的，仍然是西方现代性的宝贵思想财富，否则就不会言必称希腊和罗马。更有甚者，中国的“弱”还有种族因素。庸俗进化论认为中国人连人种也不如人家强。总之，西方中心史观披着科学外衣打入中国知识界，成为评判“强”和“弱”的唯一参考坐标。欧洲中心论在今日的欧洲已经难以为继，但在中国仍然保有一块核心阵地。

　　“弱国无外交”究竟是否算“规律”？“弱”与“强”、“硬”对举，但并不表明其承受压力的能力较小。弱国有无外交必须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而定。强或弱纯粹以“硬实力”来衡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把“弱国无外交”视为国际关系的不变规律的思路仍然在禁锢我们的头脑。不少人认为，中国在今日的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全在硬实力。而基于软实力的传统文化只能装装门面，其实一无可取之处。还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中日关系现在是“两强相争”，一山不容二虎，冲突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