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国内讨论政治改革的声音多了起来。这个好现象的出现有内外因素。
从内部来说，很多年以来，政治改革的话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今年3月“两会”期间，各方在政策层面已经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声音。但所争论的很多政策的背后就是政治改革问题。就是说，很多问题很难在政策层面加以解决，而是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 再者，明年就要召开十七大，尽管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一些理论问题现在就要提出来了。十七大要确定什么样的政治经济路线，争论可能不久就要开始。 从外部来说，中国邻居越南的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正在产生相当的影响。在经济改革方面，越南一直仿效中国。无论是改革的理论话语还是实践，越南的路径都和中国相仿。但在政治改革方面，越南似乎先行一步。越南已经开始实行党内选举，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各级党的第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务的担当者，都由选举产生。 民间关注民主政治 另外一个外在的持续因素，就是西方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国家，对非民主国家搞颜色革命，中国也是其主要目标之一。政治改革的目标在于和平地消化内部矛盾。如果不能在内部消化矛盾，颜色革命的危险性是存在的。 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民间和官方对政治改革的核心的讨论，仍然还是那么传统。民间人士（包括已经不在位的前官员）关注的是民主政治，尤其是围绕着选举来展开的民主政治。一些民间知识分子和退休官员对越南改革的评介，就表现出这个倾向性。进而，民间人士在讨论民主化时，多强调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包括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党内党员的参与。 另一方面，官方阵营关注的则是如何巩固执政党的地位。中央党校最近发表的有关政治改革的报告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应当说，官方在讨论政治改革时也强调民主政治，包括社会民主。不过在最近几年，比较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就是对如何实行党内民主的讨论了。这种倾向性也反映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中。 但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民间的还是官方的讨论，其中心都是政权问题。民间要求的是通过政治改革产生一个民主的政权或者用民主方式产生政权。人们对越南改革的讨论就表明了这一点。 应当指出的是，在实际操作的层面，越南的改革与其说是民主化，倒不如说是想通过党内民主选举来解决政权接班这一所有列宁主义政党都面临的问题。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政治改革的讨论更是围绕着政权建设问题，各种提法如“党要管党”、“党管媒体”等都是力求通过党的自身的改革来提高其执政能力。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内部的各种讨论和美国方面所讨论的政权转型 (regime transformation) 或者政权更替（regime change）多有共同之处。只不过一方是要政权转型，另一方是要巩固政权。这种类同也属自然，因为在任何国家和地区，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核心问题都是政权问题。 但在中国，对政权问题的普遍关注中存在着一种危险性，那就是在讨论政权问题时往往忘记了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即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政权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政权既不涵盖也不能替代总体国家制度。不论在怎样的国家，实行的是怎样的制度，执政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很多国家制度有其共同性。没有这些基本的国家制度，国家就不能成为国家。 中国国家制度建设仍不健全 笔者曾经多次强调，从民主政治发生的角度来说，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可以分成三类。有一类国家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之前就加以确立。一旦民主化，这一类国家制度就很难有希望建立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直到今天还在运作的很多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起来的。正是因为有这些基本国家制度（如法制、官僚系统等），西方民主才具有稳定性。或者说，在所有稳定的民主国家，都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发生在后。另外一类国家制度必须是在民主化发生后才会确立，如选举制度。还有一类国家制度，它们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例如国家公民权在社会各群体间的分配制度。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今天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们追求已久的民主政治，更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很多制度建设和民主化并不很相关，例如统一的市场制度、统一的暴力管理制度、法制系统、官僚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能够保障国家统一的中央地方关系制度等等。在今天的中国，这些制度还远远不健全。很难说，民主化能够推动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如果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没有建设好，民主化就会缺乏生存的制度根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之所以导致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关键在于基本国家制度的不健全。 强调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要否定民主化的重要性。从世界历史范围看，民主化能否发生取决于各国内部各社会力量对比的变化，因为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利益妥协机制。但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则不然，它要求更多的是理性及其现代观念。 渴望和追求民主固然合理，但与此同时，也要从经验出发，看看民主政治能够解决哪些问题，不能解决哪些问题，民主化过程中又会产生哪些问题。民主化不能没有，但民主化不能替代基本国家制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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