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吉林大学财务处在校园网上贴出“关于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建议座谈会”的通知，自曝：从2005年起，学校步入了付息高峰，每年支付的利息多达1.5亿至1.7亿元，财务困境开始凸显；学校规模大，各方面的资金需求也非常大，学校资金入不敷出的情况日趋严峻。因此，通知声称“为集思广益，尽快解决财务困难，我们迫切需要向广大师生征集具有建设性、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昨日《北京青年报》）

这则消息确实寓意深长，可以做出多个层面解读。

从最表面的层次来看，学校当局遇到问题能够知道“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并利用现代化网络媒体“向广大师生征集具有建设性、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似乎是大学管理民主化进程上的一个不小“进步”，值得称颂。但是，如果进一步深究个中缘由，使人不免有些迷惑，甚至觉得有些滑稽。人们不禁要问，学校日常财务运作是本来就具有如此“开明”、规范的民主化管理程序和机制呢，还是日常财务决策和运作管理权由学校高层控制，只是在出现麻烦或危机局面不可收拾了才“作秀”式地发扬一下所谓“民主”，以便转嫁或推托责任？从所披露的信息来看，恐怕后一种情形居多。

为什么有此判断呢？因为，大家知道，像吉林大学目前面临的这样一种财务危机，绝对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操作难题。如果是技术性问题，那应该是赶快在校内外招聘理财专家来帮助解决，而不是开什么“座谈会”、“集思广益”；你专门负责、精通运作机制和财务内情的管理当局都束手无策，身处局外、非专业或非专门职业的“广大师生”，又能有什么“具有建设性、操作性强的合理化建议”？

即使说是一个非技术性的体制或机制问题，那这种通过媒体发布临时性征集“合理化建议”的做法，也给人以似曾相识“作秀”的感觉。这种严肃的、专业性很强的财务危机，难道是通过开个群众性的临时“座谈会”就能解决问题的？

其实，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吉林大学出现的这种财务运作危机具有典型代表性。其最大的体制根源在于大学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运作机制。

目前，政府、银行与高校的三角关系，可以说很类似于改革开放初期政府、银行与国企陷于“三角债”关系，有些“难解难分”意味：在行政力量主导下，高校“利益驱动型”大规模扩招、“贪大求洋”式行政性合并（现在的吉大就是由原六所大学合并而来的），致使低效率、高成本问题越来越突出；同时，在“穷国办大教育”与高等教育需求无限膨胀的双重压力下，政府对高校的财政拨款越来越受限，而在相对低风险、有国家担保的诱导下，银行在给高校贷款方面也很“积极”。于是，一些高校银行贷款规模不断扩大，自有资金严重不足，银行贷款已成为高校缓解办学经费压力的重要途径。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大学管理当局没有基本的风险意识、自主运营理性和自律性的财务运作管理机制，就会最终酿成如吉大这样越来越危机的财务局面。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分析数据，目前中国公办高校向银行贷款大致为500亿~2000亿元，有的高校贷款已高达10亿~20亿元，少数高校的贷款额度已经达到警戒线接近“破产”边沿。

显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广大师生”在就事论事的层面上，能够提出什么“合理化建议”所能解决的。硬要让大家“集思广益”，恐怕解决不了实际问题，显然还需要考虑其他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