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  郑杭生  2006-06-30
中文关键词一  民族国家建构   
外文关键词一  Nation-state Building   
论文中文题名  由晏阳初定县实验看中国社会转型的主体角色问题   
论文英文题名  Reflection on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ocial Transition in Modern China through Yen’s Experiment in Ding County

论文中文文摘 

在三农问题日益被中国当代学术界以及普通民众广为关注的今天，中国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成为意义重大的课题。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风起潮涌般的“乡村教育”思潮运动，不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活跃一时的一种重要教育思潮，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重要社会改革运动。晏阳初的定县试验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

对晏阳初定县实验的研究与反思对中国社会转型期间主体角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我们现今所面临的问题是，长期以来，中国研究领域都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理论。国内外中国研究也因此普遍从西方理论出发，把它们硬套于中国实际，结果使相关研究不时走向歧途。原因之一显然是因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必然有其使用的范围与局限性，并不一定真的就是“普适性”的。这种对西方理论的质疑促进了中国本土化理论的开展。作为社会学界的后学，当然也愿为此伟业贡献一份绵薄的力量。

在我们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一切世界优秀文明成果都值得我们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我们自己先辈的不懈努力同样值得我们重视与学习。他们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必将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使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样的研究也必定有它的积极之处。

本文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下，从分析晏阳初定县实验入手，阐述国家、文化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复杂相互建构关系。这样的研究首先是一种社会学的反思。这是由社会学与社会的直接关系决定的。现代性不同于传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其“反思性”。现代性本身也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本质，而是包含异质原则与可能性的观念性形态场，它包括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知识形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包含着对自己进行批判反思的可能性，这是传统性所没有的。

从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开始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重点考察在思想和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语境和关系网络中，如何产生知识分子共同体，如何相互交往，影响和建构社会公共空间和关系网络。

以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研究知识分子，可以获得若干新的视野和角度。从知识分子共同体的内部关系来考察，每一个知识共同体也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场域，他们是由一群拥有共同惯习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学历出身、知识类型、道德价值、文化趣味、生活品味使得他们物以类聚。

在二十世纪初，科举制度被现代学校制度所取代，生产文化精英的机制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发生了“场域变迁”，但是深受儒家“民本”思想浸润的新式文化精英依然延续了传统士绅关心农村、重视农民的“惯习”。二三十年代风行中国的乡村建设运动其实就是这种“行为惯性”的表现。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方面——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正在进行。中国传统上的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然而，在一个奉行强权主义的帝国主义时代末期，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是一种时代的要求。这一任务离不开文化精英的投入。事实上，教育在民族国家建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民族意识的培育，政权合法性的确立都需要借助于教育才能够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晏阳初定县平教运动实际上是体现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建构的一个事件。

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靠的是教育对公民素质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针对民众的启蒙运动。如同西方启蒙运动一样，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推重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遮蔽了当地的地方性知识以及民众的实践性知识。其结果是对民众素质的严重贬低，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自然很大程度上是受西方“东方学”影响的结果。晏阳初对农民“愚”、“穷”、“弱”、“私”的判断的确并不符合农民的实际。事实上，东方学告诉我们，整个东方在西方人眼中原本就是“愚昧”、“野蛮”的；这样，身处东方的大众，又被文化上臣服于西方的本国文化精英视为“愚昧”、“野蛮”，从而受到双重的贬抑。

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晏阳初似乎对此有所警觉，虽然他一面主张农民是“愚昧”的，但另一面，为了实现“化农民”的效果，他又主张必须先把教育者“农民化”——只有深入农村，了解乡村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农民的实际问题，与农民搞好关系才有可能开展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活动。同时，在实践中，晏阳初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科学技术知识与当地的地方性知识、农民的实践性知识相互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条“参与式发展”的道路来。这样，就不同于“启蒙”运动那样的从教育者到“被教育者”的单向改造，定县实验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双向的相互建构。

因此，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实体现社会互动论的绝佳案例。对这样一个事件的分析，不但可以加深对中国社会的了解，而且必定能够大大深化我们对社会互构论的理解，同时，也能够推动中国本土化理论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相结合的办法，并且以解释性研究为主，努力将反思社会学视角、社会转型论视角、社会互动论视角结合起来，加大分析的力度。

本文包括导论、正文四章及最后结论。

第一章导论部分包括问题的提出、研究综述、理论视角、分析框架、结构安排和研究内容等内容。

第二章主要分析“平民教育”出现的深层原因。首要的因素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现代民族国家使得从前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根据西方经验，后者具有与前者远远不同的“素质”，从而现代公民的培育很大程度上需要现代教育的塑造。按照社会互构论的解释，这是国家与知识分子团体之间发生的一种互相建构，体现的是一种正向协作。

第三章致力于追溯“国民性”批判的谱系，首要的原因当然是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需要起国民由过去的“臣民”转变为现在的“公民”，而公民应有的素质是比照想象中的“西方公民”的形象设计的。与之相比，中国的“国民性”就具有了某种缺陷。者重视萨伊德提醒我们的“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身份建构。

第四章揭示出晏阳初对中国农民的诊断“愚、穷、弱、私”并不符合实际。而费孝通影响深远乡土中国论——一种对晏阳初诊断的反驳——也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晏阳初等人与农民之间不是启蒙主义者与被启蒙对象之间的那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晏阳初等人主动地向农民学习，在实践中与农民一起创造，这样的一种“参与式发展”实际上同时也是一种相互的建构，被改变的并不仅仅是农民，而是知识分子与农民双方。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１）把晏阳初平教运动、乡村建设放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框架中，放在建构民族国家的背景之下研究；（２）充分利用反思社会学对晏阳初的知识谱系进行了梳理，试图理顺西方和中国传统对晏阳初思想、实践的不同影响；（３）利用社会互构论，把民族国家、知识分子、农民看作社会行动的能动主体，它们之间是一种积极影响、相互构建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既有正向谐作，也有逆向冲突。

关键词：民族国家建构；定县实验；国民性；启蒙；互构

学科名称  0303社会学   
专业名称  030301社会学   
学位名称  03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