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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该具备怎样的精神？

  2007-6-1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5月14日到16日在上海考察工作，在同济大学和师生们谈到大学精神和大学建设问题。面对师生，温家宝提出大学建设的五项原则：

  　　第一，要树立为社会服务的办学理念。同济，同舟共济，就是要把学校的命运、每一个老师和同学的命运，同国家、人民、民族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无论在困难的时候，还是在顺利的时候，都要与国家、人民、民族同舟共济。

  　　第二，大学要办出特色，要培养全面的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他希望学习理工科学的学生要学习人文科学，学习人文科学的，也要学习理工科学。

  　　第三，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在这里我特别强调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教师的启发教学。在学习期间，必须善于独立的思考和创新的思维，这样，你才会有真知，真正的知识；也才会有灼见，就是与众不同的见解。

  温家宝表示，大学建设的第四和第五个原则是要开放办学，要勤俭办学。一所好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也不在权威的讲坛，也不在到处张扬，而在每一个人的灵魂和生命。这就是精神，这就是大学的精神，也是同济的精神。我希望我们的同学要认真地做人，刻苦地做学问，要长真本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更不得来半点的虚伪和骄傲，来半点的弄虚作假。

      的确，关于大学精神、关于大学之大，我们还需认真思考。何谓大学？大学之大不在于地“大”、楼“大”，也不在于人“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学也是。大学之大在于它的包容，当然这个包容绝不是对“人治”式官僚化管理的包容，绝不是对杂七杂八舞权弄术者的包容，绝不是对一言堂、条条框框、程式化文山会海的包容，而是对人格自由、学术自由、科研自由以及为了追求科学、思想和精神自由不惜一切钻研的每一个个体的包容！这是大学“安身立命”所要发挥的基本功能。

       前不久，有学者曾就记者提问“最好的大学是怎样的”做过回答，他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学赞赏有加，笔者对此深表赞成。为什么？就是因为那是一个推崇真正学术、推崇思想自由的大学年代！那时的知识精英们为了理想、为了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可选择留洋后回国，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来为国家、为民族出力做贡献。当时学者们的献身精神是极强的，比如梁漱溟、晏阳初，他们掀起并亲身参与推动的“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运动”岂是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在新农村建设中的所作所为可比的！

       德国社会学名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激烈批判过：官僚机构对学术自由的压制和研究者的职位完全成了谋生手段等“生意人”的行为。法国《世界报》1973年曾刊登了一篇《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宣言，有人摘录其中一段向阿隆和萨特致敬过，我想对于我们，这样的警示更为迫切而重要——

      “不论知识分子身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不论他加入了哪一个阵营，说出事实的真相——至少是他认为的真相——是他的首要责任。他应当这样做，而且不能怀着救世主的骄傲，要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必要时，还应当与之相对抗，不管这些权力有怎样的名分——不追求时髦，不循规蹈矩，不听信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从批评者变为卫道士。不存在能让所有人接受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历史永远不会有终结——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曾经进行过争议的人在执政以后，也应当允许别人争议；在这个社会里，批评是自由的，是至高无上的，而辩解则无用武之地。”

      总之，今天的中国大学得跳出在自己小范围互相攀比、竞争的状况，得跳出为了一时一己之计虚而不实的地层次教育模式，而是应将视野扩及世界。每一个教育的管理者和从教者都需明白，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已使我们无法回避了，现代化的纵身推进已不再允许我们仅仅停留在对器物、制度、技术的一味专注上，而是必须得把注意力移向人文价值和人格精神的提升上。不仅如此，大学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责任，对思想自由包容、推崇的胸怀和气度还必须得一贯，这样的大学，才有可能造就大师级人才，才有可能挤进世界一流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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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会好吗？

  2007-6-15

      美国——当今拥有世界霸主地位的头号强国，近一百年来一直沉浸于自我中心于主体的优越感之中。2001年9月11日，一个由若干恐怖分子采取的“小组行动”给了美国人一个深刻lesson的同时使美国人空前警觉和恐慌起来。这一事件告诉美国人，也告诉世人：一方面，具备全球最先进、最强大军事实力的美国，其本土并非无懈可击！另一方面，部分极端恐怖主义者已经将美国列为他们的攻击目标，美国成了他们的眼中钉！

      作为主动回复与应对，以布什为首的美国政府很快便对他们的“仇人”——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采取了行动。轰炸、搜寻、军队进驻……阿富汗经济、政治于社会陷于一片混乱，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无数平民无辜者被恐怖于反恐怖的战争夺去了生命。然而，抓捕本拉登的计划最终还是落空了，美国政府的无奈和恼怒可想而知。

      布什政府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转而以支持塔利班恐怖分子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至今让人嗤之以鼻的伊拉克战争。几乎将伊拉克翻了个底朝天的美军并没有在伊拉克找到任何杀伤性武器，苦了一代枭雄萨达姆被活活抓住。期间，同样的悲剧在伊拉克再次上演：妇女、儿童、老人，无辜者的伤亡数不胜数，向来推崇自由、平等、人权，以世界卫道士自居的美国政府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忏悔于愧疚！

      任何不义举动终究要以付出代价为回报的！美国政府除了在伊拉克阵亡的几千名士兵外，更大的代价在于其已经激起了伊拉克以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广泛的民族仇恨，这是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的，深陷伊战之中的美国政府现在的进退两难就是最好的诠释。

      或许越是强大越是更善于怀疑别人、觊觎别人，越是会轻率自大地行事。美国想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角落落都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同时也容不得其他国家半点挑衅，这种企图使得它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该处于一个完全安全、随意控制别国的地位上，但在这个多元化的或者说一超多强并存的现实世界，美国的打算要付诸实践谈何容易！明显的是，伊拉克战后，伊朗成了美国目前的死对头，朝鲜也不敢示弱，近日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行动又引起了俄罗斯的强烈不满，当然中国也不会认为美国的行动与自己无关。

      中国有句老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美国政府需要反省自己的所有行动，需要调动真正的智慧来和世界沟通交流。因为，目前由它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已经明显潜藏着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世界被战争、冲突与恐惧笼罩着，而人类却渴望和平。那么，和平从那里来？如何能达成和平、保持和平？

      如果占据我们内心的是惊恐、仇恨、嫉妒，纠缠我们的是过去的失败记忆，当下的权力之争、未来的成功焦虑……如此还能有什么和平可言？

      和平的威胁是战争，对立面也是战争。我有感于别人所说，万恶的战争起于人类的三种冲动：仇恨、欲望和愚蠢！为了抑制人类的三种冲动，人类必须展开对话：政治家的对话、国家间的对话、民族间的对话，文化与文化的对话、人心与人心的对话。在全球化已经向纵身推进，生存的相互依赖已经到达今天这样的高度时，任何人对任何不利于和平的事都不得置身事外，而是要通过自身的智慧、努力去改变。所有人的幸福可能并非我的幸福，但所有人的灾难却一定是我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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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自我”纠缠的现代人生活

  2007-6-12

      何为三个“自我”？其一：理想自我；其二：应然自我；其三：实然自我。

      理想自我伴随于人一生不同的年龄段：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自我本身没有明晰确凿的定义与界说，因为世间一切美好均可纳入其诉求之中。如此大而无形，不如不说也罢。倘若非要界说出来，可投机似的概括为一句：理想自我即为我理想中想要成为的自己。好一个“想要成为的自己”！生活中的每个人虽然都在时时想、处处想、三更半夜猛醒莫不想，但真要达成，何其难哉？！有时免不了悲观感叹：或许此生将在她的奴役之下艰辛劳作，生命终归不甚了了；有时又免不了乐观前瞻：既然方向已明，到达彼岸只在迟早，不必忧虑。然而，美丽的幻想常常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理想自我似乎更善于与梦想相随，梦未醒，理想犹在，梦若醒，理想瞬间逃匿。

      应然自我，通俗地说即为理应当然该成为的“我”，言外之意，为了对得起父母、亲戚、朋友这些与自己有直接关联的人（当然也包括自己本人，尽管我们常常忘却自己），得设法成为他们期望中的自己。看看周围同学、朋友们奋斗的状态，听听亲人们关爱的叮嘱、鼓励，无形的压力使现代人无法逃脱。如果理想自我未能实现还可以找出“途径”为自己开脱，那么应然自我由于不可回避的“自然”性，我们必须直面她。要么做得好或过得去，给自己或与自己“相关者”们一个交代，要么做得差，给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近年来因种种压力和不堪重负而选择以结束生命来解脱的“先行者”不少，我们自己呢？日常生活世界中，多少人特别是所谓的现代白领阶层，为了实现应然自我，为了给周围关注自己的“相关者”们一个“交代”，淹没在无休止的重复劳作中，即使身心疲惫、心力憔悴，亦坚持不下“火线”。唉，为命运和生活所捆绑的人啊，何时能获得自由？

      实然自我就是现实生活中自我实际存在的情形，也即现实自我。这一自我往往呈现为我们自己并不满意的、甚至十分不满的状况。实然自我与应然自我、理想自我总有一定程度上的差距，人人都想摆脱现实自我，达至应然自我和理想自我，可现实自我偏偏无时无刻不陪伴我们左右，这就是人的宿命！难怪有人说“人生基本上是苦的”，人来到世上是为自己赎罪的。我们可以不信佛教，不信基督教，但永远都得记得这样开导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否则，我们的心理将因遭受过多的不平衡而走向崩溃！

      理想自我是我们构思的美丽神话，应然自我是不经意间做成的美梦，而实然自我才是我们立足的大地。一方面，不存在与大地无关的神话和梦境，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美丽的神话、香甜的梦，我们在大地上的耕作将会因为缺乏激情之动力最终停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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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有感

  2007-6-11

      近日抽空读了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方面出于对梁著早有的赏阅心愿，另一方面出于课堂讲授的需要。梁漱溟不足三十岁便著就如此名作，真不愧为“儒佛兼具的思想大师”。其语言之精练、逻辑之严密、分析之透彻、思想之深刻皆达至令人仰慕称叹的地步。相比之下，我觉得今天的同龄人，甚至一些所谓的教授、博导连望其项背的资格都不具备！

      说来让人哭笑不得，当我在课堂上把“精心”准备的有关梁氏几次思想转变的前因后果、梁氏与毛泽东的友谊及“论战”（我自认为可增强教学趣味性）以及梁氏对西方、印度、中国三种文化的深刻论述介绍后，同学们并非如我料想的那样有“感应”。什么“功利主义”、“出世”、“入世”、“表里如一的伟大人格”，什么“思想”、“文化”、“为理想而实践”，所有这些我觉得都远离了当代大学生的生活与思想实践，因而在他们那里统统失却了往日的光彩，相反，变得灰蒙蒙而了无生气。

      当我推荐几本思想文化方面相关的阅读书目时，有同学直接表示“不实用，没有时间看”，我愕然。一边强装笑颜解释，一边也暗自心想：说得也是啊。

      我一直认为思想、文化属于追求意义的领域，而技能、工具则更多服务于生活的物质性满足。在人类科技、生产发展到能保障绝大多数人基本物质需要满足（其实少部分人的不足状态并非社会生产不足所致）的今天，追求意义的领域要远比生活的物质性满足来得重要，且这种重要性还将持续增强。但现实却是另一番几乎完全一致的“追逐功利”的繁华景象，这让人百思不得解决之道。

      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过程中，当那些曾经塑造、养成人们品行和人格的思想文化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已经分裂得支离破碎而少有人再青睐时，它再也承担不起为人们昭示意义的使命。那么，丰衣足食了的人们该到那里去寻找意义呢？如何才能构建起坍塌了意义世界呢？

      或许，在文化重新建之前，我们只能痛苦并麻木地活着。一边生活，一边等待，一边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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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仍然需要“运动”

  2007-6-10

      几千年以降，中华大地上发生了太多的“运动”，也对每一“运动时代”的时局、政治、文化、经济产生过重大影响。单从近代鸦片战争以来说起，来自社会各层面的不同力量掀起的一次次运动，都与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太平天国、洋务派、维新派、义和团、革命派、五四新文化运动乃至建国后的一次次包括“文化大革命”。没有那次运动不与国家的兴衰相联，没有那次运动不与民族的存亡相系。

  　　稍一留意就可发现，所有这些看似因政治纷争和多种矛盾交织而起的运动，均有一个从头至尾的 “伴随者”——那就是自近代以来中国的贫穷和落后！说起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诊断”：有人认为是中国人的保守导致落后；有人认为是中国长期以来人口过于稠密导致落后；有人把中国的贫穷落后归于制度；有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是由于“文化失调”所致，而共产党人则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剥削压迫是中国贫穷落后之源！

  　　我们不可武断地、以孰对孰错的方式给上述观点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近代以来的历次运动都是为应对来自外部特别是西方的挑战的。这一过程有较为明显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国力图借鉴西方的科技、以坚船利炮来自立自强，这种努力以甲午战争失败而告终；第二阶段：中国力图通过推动政治制度变革走向独立、自强，但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也没能带来真正的民主共和。惨痛的教训使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思想、道德和文化这些早被忽略了东西，于是便有了第三阶段：通过新文化运动来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作为当时有良知的知识精英，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们坚信，中国的独立富强必须经由政治变革以外的途径，因为“真正的政治革命只能发生在思想文化变革之后，是思想文化变革的果实”——笔者对这种认识至为深信！

  　　岁月悠悠，转瞬百年已过。今日中国当然已远非昨日之中国！但是，不管我们怎样习惯用富强、民主、繁荣、迅猛发展诸如此类的辞藻来修饰自己，还是以与时惧进、开拓创新来自醒、自定自己，我们必须得正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积存的种种问题。我们不敢也不必拿“虚假繁荣”来诋毁自己的成就，但必须得回到重新思考“多解决问题，少谈主义”的旧话题上来。问题怎么样解决呢？仍然没有现成的或一劳永逸的答案。除了把更多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研究具体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上之外，以长远论，大概还得重振新文化运动之精神，不是已经刮了一阵“文艺复兴”之风吗？只是笔者以为用“文艺复兴”除了可以“造势”外别无其它真际与好处，还是改称“人文运动”好了。何为“人文运动”？简单说就是重塑道德、重建文化，完成让国人把德心和文化融于一身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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