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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也夫---读社会学有什么用

  2009-4-23

   走进本科同学的教室,和大家对话,非常高兴。说过这句话后,特别别扭,觉得这句话大概不能令同学们信服。这学期刚开始,可能上节课老师的开场白也是:非常高兴来给同学们上课。下节课老师也许还是这么说,成了一句套话。我想说,我不是在说套话,但怎么论证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还真是个挑战。大家先听听我的论证。 

    德国有一个大社会学家叫卡尔·曼海姆。曼海姆概括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别时说，传统社会的特征是确信，准确地说，传统社会的精神领域里的特征是确信。而近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怀疑精神的崛起，人们不像过去那么确信了。不是说近现代社会的人们不再确信他的父辈曾经确信的某种学说、某种思想、某个信念，而是说，干脆，确信这样一个特征从我们的精神领地当中日益衰减。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滋长了很重的怀疑精神。那么怀疑精神给怀疑者带来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使怀疑者们的精神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其实这个滋味不算太好受。但无可奈何，我们很难再像父辈那样，执著地确信某种东西了。我们觉得一个个学说怎么多少都有点毛病呢。我们就是处在这样一种状态。曼海姆接着说，多数人在青春期精神处于狂飙期，他不愿意领受父辈告诉他的很多道理。他要去发问，他问这事情怎么这样啊？怎么如此不公道？如此荒诞？但是这些疑问使少年的内心变得很不安定。曼海姆说，这是人生一个阶段的特征。当青春期度过以后，当他们找到了一份体面的工作以后，他们就走出了那个悬置的状态。可能成了一个白领，过循规蹈矩的生活，思想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那么好怀疑。那一段岁月对他们有什么用呢？那段精神狂飙期，拓宽了他们认知的视野。那段精神上不安分的岁月，帮助他们吸收了很多异质性的知识营养，对他们一生好处莫大。但多数人一生只悬置这一段时间。只有少数人，很稀少的人，终生精神上处于悬置状态。这一小撮人是怪物，我们称之为“知识分子”。很不幸，鄙人就是这一小撮怪物中的一员。终生处于这样一种悬置状态，很难踏实地依附在某个观念之上，和它结成一体，终身不渝。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人，生活的最佳地点在哪儿？最好的社区在哪儿？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置身在社会的任何其它角落，人家会说我们有病：这事和你利益不相干，你这么兴奋干什么？你关心这些事情做甚？对于我们，只有此地才是最好的场所。为什么呢？因为，在座的诸位精神上同样处于悬置状态。上天赋予你们这段时期，不太容易相信，愿意重新思考一下事情。我们是一些怪物，终生这样。我们把我们的一生放这里，跟你们的一个时段相契合。你们走了，你们日后变得越来越安分。又来了一拨儿不安分的新生。这样，一个不安分的老少年跟一群不安分的少年凑到一块儿了。你们成了我的保护带，在这儿我不会遭到耻笑，被怀疑有精神病：怎么大老不小了，总关心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在这里不会，偶尔还能赢得一些掌声，实在令我们亢奋不已。

    同学们根据学历的不同、年龄的不同,分为三段: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为什么说今天特别高兴呢?博硕们,随年龄的增长,城府越来越深,童言无忌在他们身上消磨得越来越厉害,求知的天真也贬值得很厉害。现在从教委到我校都在提倡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像我这样的人不用提倡,我高兴来上课。我非常理解国外那些大牌教授为什么特别愿意给本科生上课。你们身上带着一种天赋,这段年龄求知欲最旺盛,最富怀疑精神,这段年龄最没有JQ,还没学会客套。

    以上是我的开场白。我高兴的缘由可能和别的老师不完全一样,我为自己做了一个特别的论证。

    为什么要讲这门课?打听了一下,我们系没有这门课。而我在人大讲过这门课。我认为这门课非常之必要。我觉得大学,特别是文科的大学,主要教同学们三样东西:读书,思考,写作。我们还要学习搞社会调查。但是不管任何院系,这三件事大约是最大的三件事。这三样东西当然有各自的独立性。但是应该说,论文的写作是最综合的。也就是说,论文水准的高下实际上也能够折射出你的书读得怎么样,有没有深度,有没有独到的地方。换句话说,如果把写论文抓好了,其他两项也会提高的。反过来说呢,如果书读得不好,书读得不多,思考得不深入,那论文也写不好的。

  一、喜欢和有用

    首先讲这样一对概念。喜欢和有用。喜欢和有用是不同的,为什么可以放在一块儿说,是因为喜欢和有用和一件东西结合到一起了。什么东西?喜欢和有用往往可以成为某种行为的动力。你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可能是因为你喜欢;也可能是你觉得它对你找个饭碗有用,这是小而言之。大而言之,你觉得学这个东西可以经世济民,你有很大的抱负。喜欢和有用实际上差别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一个人特别喜欢干一件事情的话,会变得很盲目,有用没用这事也要干,有用没用这书我也要读。一个特别喜欢的人绝对不管这事是有用没用的。电视台的记者们在采访中常会问人家: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件事?这话不通,不能这么问,喜欢是没有为什么的。就像我问你:听说你挺喜欢吃苹果的,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喜欢吃苹果?我身不由己。对不对啊?我就是爱吃苹果,没办法啊。就像你问一个小伙子说,你怎么老爱看人家漂亮姑娘啊。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痴迷一件事情,是没有为什么可问的。相反,你怎么样得到苹果,你怎样源源不断地拥有苹果?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问的。而至于为什么喜欢,说不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把握不了我自己。喜欢了某一种行动,喜欢了某本书,痴迷于某项手艺,这样的人都容易陷入一个盲点,就是不打听有没有用。小孩就愿意踢足球,踢足球有什么用?不知道,那太理性了,没想到这个事。当你给他编织出一番道理说,有这个用处,你编织得不见得对。你说健身,他踢球当中骨折了。你看敝人这副样子,小时候我就愿意上跑道和人家去拼。遭遇困难时期,却练中长跑,成了年级冠军。实际上那时候还没吃饱饭呢,锻炼身体还不如不练呢。不练能比现在个大一些,能比现在身体更好一些。有些事你不是为了有用。大人告诉你有什么什么用,胡说八道,当事者做这件事不是因为有用,是因为喜好。其实最愿意执着地追问的人,或者是不喜欢的人,或者局外人。局外人很冷静。

    咱们学社会学干什么呀?那我首先要跟你说的是,这件事如果有用,但是你不喜欢,对你不合适。我说的有用既包括经世济民,又包括日后可以成为你的饭碗。假设学这个挺容易,日后还挺赚钱,但你仔细想想,如果你不喜欢,我劝你如果还有别的出路,去找一个你喜欢的,把那个作为你的饭碗,你做起来很愉快,也就容易做出点样子来。相反,说起来还挺有用,可是想来想去还是不喜欢,能不干尽量不干。换句话说,喜欢才能做好,不喜欢就转业吧,有业可转,别在这儿委屈了。

    喜欢还可不可以问有用没用呢?当然可以。不能说盲目就好。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明白学。老盲目行吗?不行。你再喜欢,也可以理论理论这件事有没有用。还是不喜欢的人帮助我们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二、社会学有什么用

    下面谈一谈社会学有什么用。毫无疑问,在座的各位日后会分流,一批人日后会以社会学为饭碗,另一批人日后告别社会学。这两种人是什么样的比例呢?依学校的不同而有别。水准比较低一点的学校,可能学社会学的大批学生以后不会做社会学研究,会到政府机关、媒体、企业,等等,五花八门。相反比较优秀的院校里面,社会学系的学生日后从事专业社会学研究的人的比重比较大。大到多少呢?我不知道。搞清我校从办社会学系以来,各届本科生、硕士生的流向,多少人干社会学,多少人不干社会学了,不干社会学里面还有分流。其实除了社会学以外,别的学科一样,学这玩意不见得干这玩意。这些都是尚未搞清楚的基础事实。绝对值得做一个调查,做一篇论文的。这是一个小话题,关于选题的一个小话题。

    我想说,学习社会学是在学习一种思考方式,分析问题的方法。我前面说过,曼海姆说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确信,近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怀疑精神,而且这个基本特征越来越突出。不确信了,和传统社会告别了。为什么传统社会发育出了这样一种特征?因为那个社会是个静态的社会,变迁很小。在一个变迁很小的社会里面,父辈的经验大致上说可以指导你的生活,因为你所生活的社会和你的父辈生活的社会没什么大的变化,没什么大的差别。就像一台戏,戏词不变,演员越老戏词越熟。戏词老变,老演员就没什么优势可言。

    有句俗语早就走入学术界了,经济学家特别爱说:“阳光底下没有新鲜事”。这句话放在传统社会里面正确的程度更大一些,放在近现代社会里面,就不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在阳光底下越来越遭遇到一些新事,真的是太新鲜了,比如说同性恋可以结婚。同性恋也不是什么阳光底下的新鲜事,以前就有。有人说这是一种生理现象。但是过去没有同性恋可以结婚的吧?可能再过不久就克隆出我们的兄弟姐妹来了。这是新鲜事吧?绝对是。所以呢,传统社会中父辈的一些教导不能完全地指导我们的生活。于是我们不得不对他们的教导产生怀疑,不是他们的教导错了,而是社会变了。剧变的社会导致人们思想方式、价值观念发生变化。

    社会学捕捉和认识这种变化,强化了一个概念叫反思。反思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为什么要反思呢?现代社会为什么不能牢记一些教条,在其指导下去生活呢?因为父辈的很多教条指导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而我们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不知道该怎么走。那么怎么办呢?我们不得不往前迈三步回头张望一下,再盘算盘算,乃至坐下来讨论讨论:走对了没走对?这就是反思。反思是因为没有现成道路可走了。要是有现成道路可走,不要反思的,反思干什么?也没有太多可讨论的。有太多可讨论的是因为有疑问,社会剧变造成了太大的疑问,这些疑问从祖宗的书里找不到解答。所以现代社会的剧变产生了反思,产生了讨论。我写过一篇杂文“为争论辩护——驳王蒙‘不争论的智慧’”。我这个杂文写出来以后,好多老朋友,很久不联系了,打过电话来,说写得好。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找这篇文章读读。说到根本,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定论告诉我们前面路该怎么走。我们不得不张望、徘徊、议论,乃至争吵。

    社会学是一门帮助我们解释周围的事情的学问。马克思说过一句名言: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我们的任务是改造世界。这句名言,且不说后一半,后一半是马克思的一种雄心和抱负,其实前一半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哲学家的任务是解释世界,社会学家的工作同样是解释世界,解释这个社会。古典时期,哲学是万流归宗的,包打天下的。哲学家通通都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到了近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我们社会学家特别要解释一些社会问题。而像思维这些东西,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专长,可能是哲学家、心理学家的事情了。脑子里有很强的实用主义观念的人,特别明白建设这个世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不大明白解释有什么用处?我不是说我要给大家解释一下社会学有什么用处吗?我说社会学的一个用处就是解释这个社会。解释这个社会有什么用啊?你要说解释有什么用,你应该先了解人类精神世界的特征。我要告诉你,人是需要对周围这些事情进行解释的。人要是对周围的事情丝毫不做出解释,会神经分裂的。耸人听闻吧,不至于神经分裂吧?差别只是程度,一点解释都不要是不可能的。你绝对要求很多解释,这些解释能够使外部社会在你的脑子里有了秩序,不再是混沌。外部世界,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际关系,如果在你的脑子里是一个混沌,你非精神分裂不可。你一定要做出一定的解释。如果这个人有哲学家的癖好,他需要的解释太多了。而那些和哲学距离非常遥远的人,非常务实的人也不是一点解释不要。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来说明需要解释。我们去医院看病,大夫用听诊器,试表,化验,然后再写方子开药,拿药之前,你多半还要问大夫:我怎么了?你问什么?吃药就是了。提问不就是让大夫给解释解释吗?你听他解释干什么呀?解释能治你的病吗?解释在一定程度可以帮助你治病。因为要是没有这个解释,你不安心,你要闹个明白。你觉得弄明白了,才不枉做了二十一世纪的一个人。我这么高学历,怎么看了病以后什么都不知道就走了?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也没什么。但是不成,还很执着地问人家,甚至大夫回答后,你还问:大夫,我还没明白,那您说的那个词什么意思啊?我们说很多好大夫不知道解释对人是何等的重要,不懂得人性。人有病不是光吃药的,还需要解释。药物和解释一起,作用于你。这样务实的一件事情——看病,你都要讨得一个解释。除此之外,你的一些社会遭遇,你受到不公正待遇,你遇上一个案子,有人坑害你,有人婚变,等等,遇到的很多很多的事情,人们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都是要讨得一份解释的。也就是说人类有这种需求。我们说,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应。关于社会问题要讨得解释,谁是供应者啊?我们是干这个专业的。批发还是零售,这儿都有。这里提供大的解释给你,这里的解释可以高屋建瓴,这里的解释可以醍醐灌顶,这里专门干这个的,这里有深入的研究的。你别去听那些,那些人都是业余爱好者,是江湖人,他们只有三言两语。我们这儿可以是从根到梢、从头到尾地来给你解释。有的时候,人们对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给出一些说法来了,那我们和他们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们学院派跟他们的差别是我们不光要给说法,我们还要提供一些更扎实、有根据的说法。

    我们执着地给人家拿根据,执着到已经有学究气了。我的开场白是个玩笑。日常生活还不至于这样较真。但是我们是要拿出根据的。为什么我来这里讲课特别高兴?得说出一些道理来。你小时候参加考中学考试,考算术,一道应用题让你算。你把数说对了给你分吗?不给,要看你的计算过程,如何得到这个数,要有中间的过程。如果中间的过程对了,最后一步算错了,10分仍然给你7、8分;把这个数蒙出来了,中间没有论证,一分没有。要学会论证。要有参照系,看待社会现象,要有很多参照系。比如说离婚问题,今年离婚率高还是低,何以见得?今年离婚率和七十年代离婚率比,跟五十年代离婚率比,跟美国离婚率比,跟韩国的离婚率比,跟我们同血脉的台湾香港的离婚率来比,这样一比,不说别的话,你就获得了一定的认识。就是说我们这些学科要教你去解释周围的事情,帮助别人提供解释,还要有根据,有论证,还帮你建立很多参照系,去对照。我最终要说的是,对于一个日后不干社会学专业的人来说,学这些东西也不失为一种收获。你学了四年之后去干别的,那里的人大多数不是出自于社会学,而你出自于社会学,你吸收了一些和你日后主业并不直接相关的学科的知识。这些知识在你漫长的一生当中,可能有相当大的好处。

    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社会学是一门视野比较宽阔的学科。我们近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分工越来越细致，到了画地为牢，老死不相往来的程度。它给我们带来的收获是很大的。亚当·斯密说要做一个扣针有多种分工，自然提高了效率。可是最终造成人们眼光的狭小，这个弊病也是很大的。而我们这个学科，遭遇到这种病症的程度比较低。你学了几年，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因为我们学科的特征是比较宽阔，你进入社会生活后会术有专攻，但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学得比较宽的话，其实是有好处的。我们有个刊物叫《社会学家茶座》，以书代刊，山东人民出版社，不知道看到没有？我一个朋友王焱是这个杂志的执行主编。他在最新一期上写了发刊词《暧昧的社会学》，社会学这个学科真的有这个特征。同样是社会学研究者，互相做的工作可以说天差地别。比如说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潘绥铭教授做的研究跟我做的研究，表面上看几乎是两个学科的。但是潘老师指导学生搞调查，自己的调查更不要说了，是一流的，非常深入。调查的本领是社会学的看家本事。这个学科里面有共性，一脉相传。从潘老师的东西和别的优秀的经验调查相比，你会看到有一种神似。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当中，差异像社会学这么大的，可能就是心理学了。除了心理学，我还想不出来一个学科能像社会学内部的差异这么大。差异这么大，可以说这个学科不成熟，姑且可以这么说。但我同时也觉得差异大对于学科中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好处，没有很大的约束。如果走到经济学的程度，不上数学公式就别想评教授，因为否则根本就进入不了经济学的核心刊物。我们学科的专业化没这么强，门槛没那么高。我们这个学科给我们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思想的自由度非常大。给我们作为一个思想家的自由度非常大。有些东西机械地搞成数学公式，反正你唬别人唬不了我。我这个人是悬置的，终生悬置着，不太容易被忽悠。在美国，跟经济学中搞得不错的华裔学者交流。我说，你们小菜做得挺精致的，但对于大问题，怎么变得越来越淡漠了。他们无言以对，他们要应对美国学术界，要生存。于是学术走到那一步，非常之精致，非常之窄小。我们现在置身这样的学科，而不是那样一个学科，在相当程度上不失为一种福音。

    对于今后不做社会学专业研究的同学,学习社会学有什么用处?这个学科还教你做一些社会调查,这是看家的本领。这个本领今后可以服务于多种工作,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对社会调查的需求越来越大,原因还是前面说的,社会处于剧变。商家有这样的需求,政府有这样的需求。公民,媒体,都有这样的需求。我们的媒体做的工作差得远。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大批的学过社会学的人才进入媒体,把社会调查搞得更像样。所以说,日后你不做社会学的话,学这学科也还有这样的用处。

  三、学进去,就是改行也有收获

    有很多观念陈旧的人认为,学非所用,干非所用,非常不好。其实,你去统计一下发达社会,有很多人学了以后不做。学了以后不做,对该人的成才未准就没有帮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不易分析的事情。但我想原因之一是,从不同的学科中学到了一些共同的东西。所谓共同的东西就是它教会了你读书,教会了你思考,教会了你写作。尽管读的东西不太一样,但是你读书的能力强了。原来读一本没有学习过的很厚的书,要读两个月,后来读一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一个月就够了。你读书的能力提高了。你思考的能力也提高了,原来学这个,后来改行了,但是你的思考能力并没有衰减。比如原来你是受物理学训练的,后来搞化学了,假设你和另一个人一同进入化学领域,受过物理学训练的这个人和没有受过物理学、也没有受过化学训练的人相比较,可能前者的优势是很大的。为什么优势很大呢?因为所有学科的人不知不觉地锻炼了一些共同的能力。所以说,有的时候,改行不是一件太要紧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个体认识自己的兴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是一上来就能认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只要是一个有规模的人群,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代价不是很重,因为毕竟学了读书,思考,写作,乃至你学会了自己找书读,像这样的一些能力都是很要紧的。

    四、为无用之学辩护

    我要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讲有用和没用的关系。对一个太信奉实用主义价值观的人来说,肯定认为我们的学科没什么用。认为学经济,乃至于学广告、学会计,更有用,或者学工程,那才是更有用的。所以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记得有一年五四,好像是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时候我还不是北大的教师,北大学生会把我请来,参加一个座谈会。我记得站出来一个学生,慷慨陈词,说学校应该为社会服务,学校学的东西应该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学的东西要有用处,我们有很多没用的课程学它干什么?因此学校要改革。我有些听不下去,就接着他发了言。我说,要是照着这个同学的话,清点一下北大,是不是好多院系应该撤掉呢?学梵文干什么,学考古干什么?算来算去,我们学校好多院校可以取缔。好多你以为有用的院系,仔细看看,还是没用,很多数学成果不知道怎么应用,500年以后才能用上呢。数学今天的前沿成果,500年以后才能应用呢,做它干什么?我们的人民还没吃好饭呢。这个同学提的,实际上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荒诞之处在于,在这个校园里居然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个校园里这个问题居然没解决。我们如果只搞立竿见影的学问,我们的知识,我们整个的文化积累,将是何等地狭窄。我们上不了天,入不了地,不通古今,就知道眼下身前。我们大学是干这个的吗?大学不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最后一个观点,有用没用要和大家深说一下,进一步把前面所讲的东西总结一下。

    诸位,科学研究的动力是什么?科学家走入科学殿堂的动力是什么?我说不是追求有用,乃至于不是为了经世济民。是受他的好奇心驱使,他没有办法,只有去从事这样的工作,不然自己无法解脱。为什么说不是为了有用﹖ 他不能告诉我们用处在什么地方。还不像我,今天可能一定程度上告诉你社会学有什么用了,你听了以后,觉得还有一点道理。有些人牌头比我大多了,成果比我高多了,你问他那些成果有什么用啊?一问一个准,说不出来。你问爱因斯坦,相对论有什么用?说不出来。你问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有什么用啊?说不出来。像这样比较过硬的例子还不能帮你说明这个问题吗?他们进入科学领域,不是为了有用,不是为了追求有用,是兴趣和好奇心所驱使。

    是有用的东西对人类的用处大,还是无用的东西对人类用处大呢?你会说:老师,你这话有语病,无用的东西还怎么有用?问题就在这儿呢?眼下无用的东西日后可能有大用。眼下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充其量是个小用。庄子说:“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他说,你老说有用没用,你脚下踩的一块地方是对你最有用的地方,你把你脚下没踩的地方都去掉,怎么样?你就像站在山头上一样,寸步难行了。如果我们把很多无用的知识都扔掉,我们就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立足。

    不久前去世了一位华裔大数学家陈省身,做过一个演讲,非常生动。他在演讲开场白中讲,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提出这样一个说法,说空间中只存在着5种正多面体,多一种也没有,就这5种。大家都知道这5种都是什么样的吗?第一个是正四面体,就是三角底面;第二个是正六面体,就是正方体;第三个是正八面体,两个四面三角形上下接在一块,;第四个是正十二面体,五边形组成的;最后一个呢,正二十面体,二十个三角形组成的。陈省身说,欧几里得在两千多年前,就说有一种正二十面体,可以给你画出来,可以给你捏出来,你看,真漂亮。我看见这篇演讲后,重温了一下少年时代的几何学习,拿纸在家里拼成这5个正多面体,现在还挂在我屋里。陈省身说,在大自然当中,两千年来一直没有看到一个自然的,或者是矿物质的结晶,或者一种生物,它的形状是正二十面体。这意味着什么呢?正二十面体只存在于人的思维当中,不存在于真实的自然界当中。但是到了两千多年以后,我们终于在真实的世界里面看到了正二十面体,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和欧翁脑子概念里的那个正二十面体遭遇了。至少我们就可以说,欧翁当年那个大脑里构思出来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未准对人类现实生活没有用途,只是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大家知道在真实的世界里存在的这个正二十面体是什么东西吗?SARS,病毒,那个病毒非常非常小,它就是一个正二十面体。就是骚扰中国社会、令无数人病倒的那个SARS,它又有了一定的变异,冠状正二十面体,就是每一个面上还长出了一个小的冠状。前沿的数学成果,要在多少年后走向应用,造福于社会呢?通常是三五百年吧。有些几乎永远不能走入实用。这样的例子很多,哥德巴赫猜想就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造福于人类。那么直接做这个事干嘛呢?直接做这个事服务于科学系统,服务于数学系统,使数学宝库里面的知识越来越丰富,数学体系越来越严整。但是这个武器暂时和大家的吃喝没关系,乃至于和航天都没关系,和我们最高级的一种应用没关系。它太领先了。

    反过来说,最实用的东西也意味着最常规的东西。一亩地多产几斤粮食,多实用啊。中国有个水稻专家袁隆平,他培养的良种每亩产一千多斤,太伟大了。但是如果人类只有农业文明,没有任何别的文明形态,行吗?换句话说,如果人类眼睛只盯着农业,那就连农业自身都发展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尚且依赖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所以说,实际上对我们最有用的东西对我们只有小用处。我们开发了很多很多暂时看起来无用的东西,这些东西最后可能转化成一个个副产品,这些副产品将极大地造福于人类。谁能否认文字的功效?文字原来是干什么的?文字原来是个很滑稽的东西。知识分子的前身是什么?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巫。什么是巫呢?巫是搞预卜的。部落要打仗,打仗风险太大了。打不打呀?该不该打呀?你来给算一卦,于是在篝火边上烤起了牛的肩胛骨,或龟甲,烤完以后看看那个裂纹,预言一下,然后把它记录下来。记录的那东西叫什么呢?后来叫甲骨文。占卜有什么用处?打胜仗和它有什么关系啊?打胜仗不是取决于膂力过人吗?不是取决刀刃坚硬吗?它不取决于这些侏儒,算卜有什么用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它是当时的无用之学,但又肯定不是一点用处没有。马林诺夫斯基告诉我们,当水手们遇到风浪的时候,巫术使大家信心倍增,从而有助于他们战胜暴风。没有信心,可能很早就溃败了。所以你不能说巫术没有用。同样,占卜可以鼓舞士气。已经占卜过了,我们是天命所系,这股劲儿便陡然增长。占卜过后,要煞有介事地记下一些符号。那些符号当时不过是服务于占卜的,但最后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变成了文字。可以说,文字产生于一种无用之学。如果当年的部落首领都是高度实用,那就没有巫的出现,就没有甲骨文,也就没有日后的文字。文字出台时用处狭窄,后来才光大。我如果精力和创造力还行的话,日后会努力写一本专著,叫做《副产品》。如果没这么大创造力的话,日后会写一篇长论文,或是做一次演讲,讲副产品。人类的文明很大程度上是“副产品”造就的,不是有直接用途的那些东西造就的。有些东西看起来没有直接的用途,其演绎出来的副产品不得了。

    我希望我的观点,我的想法,能够使一部分同学摆脱实用主义的价值观。我相信在座的有些人,深深地陷入实用主义价值观,一直以为学的东西虚了一点,不如学工程,盖起大楼多实在啊。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有大用处。光看着粮食和土地不行。何况粮食就是再多,它是人类文明未来的方向吗?那太小瞧人类了。我们可以从这里举一反三。

    非典的时候我在人大做过一次演讲,结束的时候说:我半生所学都是无用之学,我愿意为无用之学论证,无用之学才有最大的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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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也夫：不是三十年……是半开放

  2009-4-23

    大家好。天则所先后几次邀请我参加这个会，我很高兴参加，也早就答应了。昨天中午我给会议秘书打了个电话，要求把会议日程给我发过来，我看后一惊，安排了我的发言，这是此前没有告诉过我的，而且给我出了题目。我一想现在天则的朋友正忙，别打扰他们了，我也愿意发言，愿意为会议出点力。但是，命题作文我不喜欢写，自己就赶紧琢磨一个发言题目。 
  
      我觉得这个会议的议题非常好：市场化三十年。因为这一段到处都是改革开放30年的论坛，改革开放30年的讨论，我自己觉得“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七个字特别别扭，甚至讨厌这七个字。所以就由此说起。昨天晚上拟了一个发言提纲，题目叫做“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不是开放，是半开放”。 
  
      从我讨厌这七个字说起。首先我觉得“改革”这个字眼已经成了套话，成了八股，现在“改革”这个字眼非常容易让我联想起文化后期的一个字眼“革命”。1966年6月开张的运动，不管我们以为它是不是革命，毕竟从表面上看靠谱，具有改变现状，改变现存秩序的特征，这确实是革命的内涵之一。到1968、1969年之后，先前种种行径，不可以再搞了，遭到禁止了。但是与此同时，“革命”的字眼甚嚣尘上。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不满现状，就是革现状的命。不革命是什么，就是拒绝变革现状。反革命是什么？就是反对变革现状。到了1968、1969年的时候，官方意识形态中的革命体现在宣传中就是：现在的形势很好；认同现状、不想变革现状的是革命者；说现在的形势不好，要变革现状，就是反革命。那个时候官方告诉你的“革命”和“革命”这个字眼的本意已经完全背离了。 
  
      我们感觉和体会一下“改革”这个字眼。我们现在还在改革？我大不以为然。但是与此同时，改革这个字眼甚嚣尘上，极为时髦，一番又一番，一出又一出的讨论会在伺候着。现在还有改革吗？我很表怀疑。改革开放三十年，我觉得这七个字很像一个咒语，当你一张嘴说这七个字的时候，就进入了官方话语霸权的笼罩之下。毫无疑问改革不可能由草民发动，它是自下而上的，从字眼本身就可以看出这个意思，而中国的改革当然是1978年开张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七个字该怎么理解？如果把话说充分一些，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其意思是1978年搞了一场改革，现在过了三十年，纪念一番，我没有异议。我也觉得1978年开始的改革很伟大，改变了中国，改变了我自己，我拥护改革。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七个字还可以做别样的理解，可以把前面四个字看作定语。我们说话的时候很多“的”字省掉了，“我的家”说成“我家”，“血色的黄昏”说成“血色黄昏”。如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的30年”。而这是我不能同意的。所以，我的题目的前一半：“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间片断”，改革开放非常好，是上面启动的。如果叫改革开放三十年，意思似乎是不仅由上层启动，而且三十年一直进行。可惜我不承认一直进行。我认为有几个阶段发生了改革，推动了一桩或几桩事情。是不是贯穿了三十年？没有的事。在今天我更看不见有改革的举措，看不见有强烈的改革愿望。我看不到。
  
      为什么要咬文嚼字地说出上述这些呢？是因为我认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不是一件常有的事，是稀罕的东西。是因为我认为上层的改革愿望，改革动力不是时时存在，只在稀少的时刻存在。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一点。统治阶层中的多数人有改革的愿望，我认为在30年当中只有1978年时出现了这种状况。甚至再往前推，我认为60年来，即从1949年到今天，我只见到一次——统治阶层中的大部分人有改革愿望，我只在1978年看到了，只此一回。朱学勤说发生了两次改革。虽然1978年、1992年确实是被中间的时段分割成了两块，他这么说有他的道理。但是我认为那还是一次改革。我认为1992年的时候是我们改革的总设计师觉得改革搁浅了，他在垂老之年里还想尽他最后的力量使他的政治理念不被搁浅，不要中缀，让它实现。我认为还是一次。所以我要说，改革是稀罕的东西，大家不要以为改革是稀松平常的东西，呼之即来，没这个事。

      1978年改革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不改革就亡党，这是我们领导阶层充分意识到的事情。亡党亡国常常放在一起说，但是我不认为会有亡国的事情。20世纪六七十年代，殖民时代划上句号了，不再可能有亡国灭种的事情。面临的就是亡党的事情，因为执政党把国家搞的那么糟糕，那么多人吃不上饭了。如果亡党怎么样呢？统治阶层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当然不愿意发生这种事情，所以有了改革。那么，他们一定享有一个共识了，为什么有共识，哪里来的？毛泽东造就的。毛泽东自1956年开始一意孤行，背离了他的全体同僚。讲权术，三百年无出其右，同僚们要么跟他走，要么下台或者一边凉快去，他可以驱赶所有不赞同他的主张的同僚跟着他走。除了马屁精和野心家没有人从内心支持他的主张。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甚至林彪，没有一个认同他的治国方针。越来越多的新近披露的史料证明，副统帅是不支持文化革命的。那么为什么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公开发言支持毛泽东呢？这是党史上的一个费解的谜。我的看法是，林彪其实就是第二个高岗。他们都是讨厌白区的人做接班人。林彪并不是不赞成刘少奇的主张和政策，而是看不惯这样一个白区出来的、没有带过兵的人这么嚣张，对老大这么不恭敬，大有接班的势头。如果1965年毛泽东突然过世，刘少奇接得成班吗？我猜想接不成。一个靠着枪杆子获得政权的执政党，半数以上是军人出身的元老们很难让一个没带过兵的人当头领。所以林彪支持毛反对刘，未必说明他在政见上认同毛泽东。我从一个极端来论证，林彪都不支持毛泽东，由此推论，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元老是支持毛泽东的路线的。在毛泽东离世前，他已经将党内95％以上的人造就成他自己的潜在的反对派。他走了，元老们就开始共商一件大事，告别毛泽东的路线。在历史上我找不到第二个大独裁者死后，下属们空前团结，要背离他的路线和政策，我找不到。斯大林也没到这个份上，只有毛泽东做到了。这是非常稀有的局面，他走后元老们同心协力，同心同德：掉头。
  
      他们在改革上是什么认识呢？不是什么高深的认识。我认为他们的改革就是要回到1956年，甚至更早。包产到户，明清就是这么干的，秦汉就是这么干的，城市搞民营经济，以前就有，只是规模不同而已。这不是大的革新，是什么？是保守主义，是回头有路可寻的，前人就是这么走的，只是毛泽东的乌托邦在跟常识决裂。 
  
      总而言之，我觉得他们有共同的动力，有共同的认识，回到1956年，不是革新，是复旧。拥有如此多的共同的东西，以后的改革过程中，还屡屡发生分歧，“秘书长”要不断换马。现在这样的稀有的时刻过去了，统治阶层再不会享有这么多认同了，我们有什么理由期盼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一桩可持续的事情能？

      有些朋友会说，市场经济的改革一旦启动，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持续很长时间才能发育成型，怎么是一个或几个时段呢？不错，这样庞大的事情，启动了就有后续的问题要解决。但解决后续问题，并不意味着主动改革。古罗马哲人西塞罗说：“愿意的人历史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历史牵着走。”改革中国社会，应该也必然有多个改革选项。邓小平开启了其中最要紧的一个选项，在一个时段中发轫，在另一个时段督促，终于不可逆转。除此还有很多选项呢。顺应历史的领导者，毫无疑问应该开启新的改革选项。垄断部门，医疗、教育、新闻出版，早就问题严重，积重难返。僵死的户籍导致的城乡二元，使得两亿农民工实为城镇人却享受不到城镇人应有的诸种权利。凡此种种，几乎都没有提到改革日程。所以我说，不是三十年，是几个时段。

      下面说开放，什么是开放？我真没有看到过权威的解释。其实我对改革开放的这个字眼没有兴趣，不关心这个事情，只是对天则所高朋满座、高谈阔论感兴趣。开放是什么呢？我以为，就是外资准进，外国人准进，中国人可以出国，私人可以办企业。还有，农村人可以进城，但是没有城市户口，在择业、薪酬、劳保、医疗、低保、信贷、子女入学等诸方面享受不到城市人的权利，农村人的准进只能叫半合法。言论也开放了一些，像我现在说这些话，毛泽东时代肯定枪毙，确实开放了很多，但是也不是完全开放了，奥运期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媒体管束是非常严格的，我是体育迷，经常写体育评论，强烈感受到这种管束。关于奥运我写了20篇，第一篇和最后一篇都被枪毙了。第一篇谈的是奥运名称，Olympic Games直译过来就是“奥林匹克游戏”，而不是运动会，是和战争、生产有别的一个游戏。我在文章中说：你尽可以叫运动会，但必须明白创立者的宗旨是游戏。这就不行了，大概是觉得我矮化了奥运。就这样一篇文章没有一家报刊敢用。所以说，我们的开放其实是半开放，别以为是开放。
  
      为什么自上而下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为什么是半开放？道理很简单，有利于上层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是稀有的。哪有那么好的事情，忽然发现一个改变现状的思路符合上层大多数人的利益，没有的。只有毛泽东可以在特定的时空中造就这样的情形。改革的关键是什么？很简单，两个字：动力。高层一同有了动力和共识，是稀罕的事情，可遇不可求。

      那么今天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呢？我是个迷恋智力游戏的人，不像很多人对经世济民的事情这么认真，因为我知道经世济民需要外部条件，不是想通了就能实现的。但我也在有意无意的想这个事：改革的动力在哪里。我想动力就是维权运动，我觉得今后三十年可以改变中国面貌的就是维权运动。维权运动将为中国的法律注入生命。我们国家的法律是一纸空文，为什么？这是中国法律的出身决定的。国外的法律都是利益受到伤害的相关群体经过奋斗推动建立的。不执行？不可能的。人家既然能够建立起相关的法律，就能够让它执行。我们的法律是怎么来的？是高层人士觉得要和世界接轨，咱们的法律中没有这个条款不行啊，比如居住自由，言论自由，没有不行，太丢面子，加进去吧。我们的法律建立的时候，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容易被伤害的群体，都不在场。因此大家都没有这个法律意识，无论是侵犯别人利益的人，还是被侵犯利益的人。于是，该侵犯的还在侵犯——一直就是这样嘛，法律什么时候干预过，我怎么不知道。该被侵犯的人还被侵犯，他们不懂得这是他们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如此出身的法律，只有靠日后的维权运动为它注入生命。

      最后说一点我们社会学的事情。2004年一个叫布罗维 (Michel Burawoy) 的人当选美国社会学会主席，他的就职演讲的题目是“保卫公共社会学”。他将社会学划分为四类：理论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从事学科内部批评的），政策社会学（卖给政府或公司的），公共社会学。传统的公共社会学参与社会的方式是诉诸媒体，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谈话，评论社会问题。当代公共社会学家则是身体力行地加入地方活动，加入社会运动。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就是一个公共社会学家。我天性喜欢议论公共事务，喜欢抨击不公正，好骂人，当然对象不是私敌，骂人多痛快。看了布罗维的演讲很受鼓舞，他帮我正名，这是很正义的事，而且登堂入室，进入了学科。我多年来一直为报纸写社会评论。现在也介入了一点维权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加入维权，帮助被侵权的人或弱者维权，不要从理念出发，要从人们切身利益出发。从理念出发，比如民主、自由，一方面管理者觉得高来高去非当务之急可以不理睬，另一方面他们其实心存畏惧。从切身利益出发，管理者不理睬有不近情理之嫌，且能赢得民众关注。久而久之，便可以导致一种健康社会生活必须的对话，一种法律框架内的博弈。我加入维权是这样一件小事。我在北京自然水域游泳近40余年，也冬泳过两年。有一天忽然下令北京的自然水域都不让游了。我们这些游泳爱好者们要求，至少保留一个水域，选择一个不是国家级公园的水域，比如玉渊潭公园。我先是连篇累牍，在《新京报》发了多篇文章为“野泳”辩护，这是本市众多人多年的生活习惯，要尊重人们的各种习俗，划分区域，各得其所。但不管你的文章多年雄辩，无济于事。我们只好寻求第二个手段。我和冬泳协会的副主席一同发起一个3000人签名的给北京市的书记和市长公开信，又是石沉大海。前一阵我看到报上说，奥运期间游行限定在几个公园中，就准备去申请游行。我对冬泳的一些老同志说，我去申请，黑锅我背，但是他们不愿意去发动游行的人，我要是真的申请下来，没有人游行怎么办？我自己认识的冬泳的人太少，是发动不来的，于是作罢。后来听说奥运期间在北京申请游行的二三十人在申请的时候就被拘留了，我最初还庆幸自己没去。和我的朋友陈子明说了此事。陈说：去了就赚了，你是大学教授，不会抓你，他们抓的都是农民工；你去了他们会劝你，答应向上级汇报，对促进这时情的解决会有很大帮助。听了专业人士的话，我明白我太业余了，同时也明白了维权的事情是需要有点社会地位的人出场。我理当介入。也希望更多的有一定地位的同仁介入到维权运动中来。让我们一同谱写历史。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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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世定 ：《乡土中国》与“乡土”世界

  2009-4-23

  摘　要：《乡土中国》是费孝通教授的一部学术著作,书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概念。本文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以及与当代社会科学中若干重要理论的比较,探讨了《乡土中国》中的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的问题。本文认为,费教授提出的若干概念,具有超出“乡土中国”的更广泛的适用性。   关键词： 费孝通; 《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   很少有哪部学术著作像费孝通教授的《乡土中国》（注1）那样,在五六万字的规模下容纳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概念。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   本文是再次阅读费孝通教授的这部著作之后写出的。事实上,这是一篇读书笔记。在本文中,我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是否仅仅属于“乡土中国”? 换言之,作为被提炼出来的学术概念,它们的适用边界在哪里? 为了探讨这一问题,首先要做的一项工作是把书中刻画乡土中国的重要学术概念提取出来。略进一步,考证这些概念当中,哪些被费教授仅限于适用“乡土中国”范围,哪些则不限于此。再进一步,我们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若干重要理论和《乡土中国》中的概念对应起来,以加深对前述核心问题的理解。尔后,我们对《乡土中国》中采用的比较方法的不同类型进行探讨,这一探讨涉及概念的提出路径,从而将有助于深化本文核心问题的讨论。   一、刻画乡土中国的若干概念   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与其他社会体系特征特别是“西洋社会”的特征加以比较,提出了刻画中国乡土社会的概念。我们将其中比较明显、用语比较精炼的概念找出来,列在了下面。为了使读者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这些概念有原汁原味的、比较清楚的了解,我们不避冗赘之嫌,适当摘录出费教授的一些说明文字,只有当他的说明文字太长时,再采用我们作出的概括。   1.“礼俗社会”　　这是在“乡土本色”一节中相对于“法理社会”而提出的概念。这一对概念,是费教授从TÊnnies 的概念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以及涂尔干的概念“有机的团结”和“机械的团结”引发出来的。在谈到“礼俗社会”和“法理社会”这对概念时,费教授说这是“用我们自己的话说”的。   关于“礼俗社会”,费教授进一步写道:“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小的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悦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1]5   2.“面对面的—文盲社会”　　这是在“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两节中相对于“借助文字的社会”提出的概念。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是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1]15“在乡土社会中”,“文字是多余的”。[1]14 既然文字多余,文盲也就是自然的产物,“面对面的往来是直接接触,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语言而采取文字呢?”[1]12 所以“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1]14 。对于“中国如果是乡土社会,怎么会有文字”这个问题,费教授的回答是:“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去是乡土性,中国的文字并不是在基层上发生。最早的文字就是庙堂性的, ……不是我们乡下人的东西。”[1]20   3. 差序格局　　费教授认为西洋社会中存在一种“团体格局”,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则存在与之不同的“差序格局”。社会学者对费教授提出的这个概念非常熟悉。   费教授认为,在西洋社会的“团体格局里个人间的联系靠着一个共同的架子;先有了这个架子,每个人结上这个架子,而互相发生关联”,团体是生活的前提。[1]29“团体是有一定界限的,谁是团体里的人,谁是团体外的人,不能模糊,一定分得清楚。在团体里的人是一伙,对于团体的关系是相同的,如果同一团体中有组别或等级的分别,那也是先规定的。”[1]22 他猜想,这种结构很可能是从初民的部落形态传下来的。[1]29 而“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23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 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25   4. 维系私人的道德　　这是相对于“团体道德”而提出的一个概念。   “维系私人的道德”这个概念是从“差序格局”引申出来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1]28 在差序格局中“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1]32 ,“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1]34 —35 。在这样的道德系统中,没有一个不分差序的、如同基督教中那样的兼爱。[1]33 而“在‘团体格局’中,道德的基本观念是建筑在团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团体是个超乎个人的‘实在’,不是有形的东西。……它是一束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控制各个人行为的力量,是一种组成分子生活所依赖的对象,是先于任何个人而又不能脱离个人的共同意志……这种‘实在’只能用有形的东西去象征它、表示它。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才发生笼罩万有的神的观念。”所以,费教授认为:“我们如果要了解西洋的‘团体格局’社会中的道德体系,决不能离开他们的宗教观念的。”[1]30   5. 小家族　　这是在和西洋社会中的“家庭”相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在西洋,家庭是团体性的社群”,有严格的团体界限,因此“这个社群能经营的事务也很少,主要的是生育儿女。”但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家并没有严格的团体界限,这社群里的分子可以依需要,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1]38 。人们“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1]39 。“在西洋的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1]40   6. 男女有别　　这个概念不是指男女之间在生理上的差别,而是行为规范和心理上的隔离。与之相比较的概念是“两性恋爱”,那种两性之间的激动性的情感。   费教授说,乡土社会中为求稳定,“男女间的关系必须有一种安排,使他们之间不发生激动性的感情。那就是男女有别的原则。‘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之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非但是有形的,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是在心理上的,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1]46 。   7. 礼治秩序　　相对照的概念是法治秩序,乃至道德秩序。   按费教授之说,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社会。“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这和法律不同,“甚至不同于普通所谓道德。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1]52   8. 无讼　　相对的概念是司法诉讼体系。   费教授注意到,在中国乡村中的许多纠纷是通过调解而非诉讼来解决的。他从礼治出发来理解这一现象。他写道:“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的守规矩……每个人知礼是责任,社会假定每个人是知礼的,至少社会有责任要使每个人知礼。所以‘子不教’成了‘父之过’。这也是乡土社会中通行的‘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父亲得受刑罚,甚至教师也不能辞其咎。教得认真,子弟不会有坏的行为。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够。”[1]56 这样就形成了“无讼”的传统。   9. 无为政治　　相对于运用横暴权力(压制冲突的权力) 和同意权力(社会契约同意授予的权力)实施统治的有为政治概念。   费教授认为,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通常存在的两类政治权力,即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都有其所不及之处。横暴权力要受到利用权力所能获得的经济剩余以及过度榨取剩余所引起的反抗的约束,“于是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把乡土社会中人民切身的公事让给了同意权力去活动了。可是同意权力却有着一套经济条件的限制。……同意权力是分工体系的产物。分工体系发达,这种权力才能跟着扩大。   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于是我们很可以想象同意权力的范围也可以小到‘关门’的程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乡土社会里的权力结构,虽则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独裁’的,但是除了自己不想持续的末代皇帝之外,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1]64 。   10. 教化权力　　相对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的一个概念。   费教授指出,“要了解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只从……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两个概念去看还是不够的。”横暴权力事实上受到了限制,但乡土社会又不是通常所谓“民主”形式的。“民主形式根据同意权力”, 查看(23) 评论(0)   清空Cookie - 联系我们 - 社会学视野 - 申请自己的空间 Powered by Aovic © 2006-2008 Aovic Inc. Open Toolb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