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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与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

2009-3-26

《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及其动因探析》中，作者的探讨显然是以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的，探讨是相对深刻的，但遗憾的是它仅是验证性的粗糙的。例如对教育消费动因的分析，它将之归为“1.文品的等级与职业收入的差异；2.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3.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转换；4.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魔力；5.教育消费与趣味区隔。”这种单纯的罗列分析的内在深度流于形式的肤浅，作者致使附和布迪厄的观点，艰难的拼凑这数字公式，把具体情境的特点全部抹杀，把大众引入一种纯粹的理性的自我欢愉之中。

华康德在评述布迪厄的时候就谨慎的提醒过研究者，“在移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怀特海德（Whitehead）称之为‘错误地具体化的迷误’——即跨越国别界线，一一对应地寻找那些促成权力世代传承的机构（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寻找法国国家管理学院的对应机构，而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个运用本民族思维模式来思考的学者，必须从特定国情出发，来实证性地分析由社会空间结构、教育体系，权力场域及其内部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布迪厄的“资本”——《国家精英》英译本引言》）作者显然忽视了华康的提醒，在研究中并未变得更加的反思和细致。

作者的第一个失误在于对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的重心估计不足。一方面，作者列举了五个参考项目：1.5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中产阶级主流的学历要达到本科以上；2.非中产阶级中有56.5%的人能承受的择校费是1万以下，而中产阶级则有64.4%以上能够承受万以上的择校费，甚至44%以上能承受万以上的择校费；3.有65.0%以上的非中产家庭的子女在普通学校就读，而一般以上中产阶级家庭选择将子女送进重点学校；4.中产阶级的父母愿意多辅导子女。作者想借这五个变量数据来证明新中产阶级是教育消费的主流，作者甚至断言“中国近年来兴起了教育消费的热潮，教育消费热的主体是新中产阶级。”很难想象作者如何得出以上的结论。

此主流若从群体总消费量来说，显然是名不副实；若从群体的规模来看，显然更加离谱；或许仅就单个家庭相对投入而言，还算勉强。假如接受第三种的意涵，就需要更加仔细的分析了。第2个问题，就新中产阶级而言，所谓的能够承受和能够承受的量仅是语言问题，是否真的付出了这些还需另当别论。他们生活在好的社区，这些社区往往提供令人羡慕的教育服务；而且他们凭借自身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由免于择校费的麻烦。而真正面对择校费问题的往往是流动性强，生活的社区服务欠佳的人，他们拥有更少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假的变量，至少难以体现真实的消费情况。至于第3个问题，这确实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仅能提供有限的说明。第1和4个问题，我认为与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是两个赘余变量。

因此，作者论证是不充分的，所以结论是不能够成立的。问题并不应当停留在此，应当完善作者的论证。假如我们注意到城市中日益繁荣的教育培训市场，我们或许会有所收获。毫无疑问，新中产阶级是教育培训的主体，教育培训市场的繁荣和扩大与他们的投资紧密相连。我们先看小学的培训情况，“从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的比重来看。被调查的77名同学中，参加辅导班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92．5％：其中同时参加两个辅导班的比例最高，为37％：有3．3％的学生参加四个辅导班。未参加任何课外辅导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7．5％。”（《家庭教育投资价值取向的社会学分析——以小学生家长投资》）我们可以就此估计一下，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报得越多显然优势越大，但个人意愿并不能决定报班的数量，唯有经济资本才能担得起衡量地标准。在上面对调查结果中，有40.3%的孩子报了两门以上的课程，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一般课程的价格……….我们再看高校考研培训的情况（见表各），它罗列三种类型的培训类型，并罗列了他们的价格范围，并没有更加确切的数据来显示参加培训班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内容往往是机构和个人所隐密的事情。他们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本而又是深知教育结果重要性的群体，他们理所当然地成在这个消费领域的主体，而如此，教育培训上的消费就可以成为衡量教育消费的主要标准。

	规模	品牌	服务	价格
个人（李昌裕）	单人	地方	仅提供单科公共课辅导1	低
联合（文登领航）	小企业	全国	在提供单科公共课的基础上，提供多科组合辅导，例如两科组合和三科组合2	较高
企业（万学海文）	大企业	全国	提供以上二者的服务之外，提供专业课辅导，提供高级辅导系统3	高额4

作者将布迪厄的理论用来解释新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因，这显然又有所不妥。这种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他们所独有，所有渴求子女在学校教育上有所收获的家庭隐隐约约的一年中都可剖析出相同的内容。“教育改变命运”“知识成就未来”，这些简简单单的词句足以涵盖所有的动因要点。作者的解释是不恰当的。

如此问题就转变为，是什么独特的原因推动了教育培训的热潮。关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杨跃在《匿名权威与文化焦虑:大众培训的社会学研究》中的解释显然是差强人意的，它所罗列的理论视角太过抽象，不足以解释这个问题，而唯有更加细致的剖析城市生活的特征，才能有所助益。首先必须注意到家庭抚养和教育功能的分化，然后需要考察城市家庭文化资本的趋同，最后顺便探讨素质教育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

家庭抚养和教育功能的分化应当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家庭越来越远离教育的功能，肉将此功能全权委托给学校。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学校是教育功能的唯一承担者。这种分化的趋势随着知识的更新周期的缩短，以及生活节奏的日益加快入预先剧烈。城市大众对学校教育职能的依赖因其生活节奏的日益快捷而有增无减。孩子们呆在学校里的时间越来越长，家庭对孩子的影响也越来越小。孩子与家庭，与家人的联结也越来越疏离。

大众传媒的泛滥显然改变了许多东西，它显然阴谋将一切的差异抹平，而且批量生产也缩小了物品功能间的差距。城市家庭能够提供给孩子的文化资本，无论是具体状态的还是物质状态的，都因此而大同小异。人们对其共同行为标准的认同，以及对兴趣爱好的选择的趋同，渐渐模糊了乡邻阶层间的区分标志，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人的成长、教育的影响渐渐地衰退。

《家庭分层教育》中所列的种种的忧虑仿佛都成了庸人自扰的笑话。但事实情况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真是的社会中的人显然要复杂的多。他们（新中产阶级）对这种变化极为敏感，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威胁，而受益的其它城市阶层反应就相对迟钝，所以新中产阶层就会迅速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尤其是社会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他们会采取一切措施维护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在这同时，城市各阶层都与乡村存在着差距，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政策的照顾，他们从改革初期就是政策的受益人，慢慢的城市与乡村的差距成为不争的事实，显然城市各阶层受到文化在生产机制的影响，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受益于家庭所提供的优越的文化资本，在学校体制中受到较多的照顾，这便是布迪厄所谓的符号暴力——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逻辑运习惯的结果。然而，随着大众文化的传播，城市新中产的文化优势就守德拉挑战，于是他们就开始寻找新的维护优势的途径，这便出现了新的逻辑培训技术——制度化文化资本。）

（上层或特权阶层，对策是的使自己的阶级再生产合法化，上层显然已就任通县有的在生产模式，至少没有人强烈的反对，而且也因为新的合法化途径还没有创造出来。而中产阶级是要面对低阶层的挑战，他总是在忧虑中度过，他们没有上层的绝对优势，因此必须面对下层的威胁，并且通过不断的应对而以维持优越性。而下层就遵循政策的路径。）

上面的变化直接触动的并非是阶层的根本利益，因为利益的根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脆弱；他所直接改变的是教育体系的逻辑。原有的逻辑是布迪厄式的，布迪厄认为：“学校体系就是以麦克斯韦妖魔的方式在运行：以为了实现拣选行动而必须消耗的能量为代价，它维持首先以存在的等级，也就是说，维持赋有不同数量的文化资本的学生之间存在的差距。更确切地说，通过一系列挑选，他把承袭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与那些没有这种资本的人区分开来。”（《实践理性》 p24）学校的职能就是通过符号暴力的实施再生产阶级，而符号暴力的实施正是基于对具有优势家庭文化的学生的选拔，实质上就是对优越家庭文化资本所提供的行为习惯、语言文字的认同，但无论怎样都是对优越家庭背景的认同。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某个时代里阶层间的行为举止习惯服饰等各个方面的区别曾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学校体制可以轻而易举地进行选择。但现在的时代不同了，学校再也分辨不清了，它因本身沉浸在大众文化的世界中不可自拔而不再能够辨别出那优越的家庭的标志了。在通达文凭的路上，更多的优越家庭的子女被学校不小心错过了，而在他们眼中的弱者却意外地交了好运。

越来越多的中产家庭面临着家庭文化资本优势丧失的威胁而坐立不安，而已经体会到这种威胁的新中产家庭，更是愤愤不平。他们开始了新的攻势，就是逼迫孩子们用功，而途径就是想学校施压。而学校体制的回应就是加负，而加负的结果又会到家长们身上——他们的孩子经受着从未有过的紧张和负担。于是素质教育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关于减负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学校体制不会无原有的增加孩子的负担，因为在相同体制下的人经受相同的体验，惟有外面的压力才会促动体制缓慢的变动。因此惟有第一个开始加负的学校或教师，才能够明白它/他（她）所承受的家长的压力，而这种恶性循环又导致了家长的倒戈。

新中产家庭的两次进贡好像是前后矛盾的，他们即要求家中孩子的负担以维持自己的优势，又反对加重孩子的负担是孩子疲于学业。可这正是新中产家庭的逻辑——他们的孩子更加得娇贵，而他们也更爱自己的孩子。因为他们相对而言掌握更多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总而言之就是他们有资本。

是什么促成了新中产家庭的转变？有人可能会用新时代对能力的要求已改变家长的观念来敷衍了事，这或许可以成为好的借口，但绝不会成为好的回答。在一个被建构而成的世界里，我们无疑都遵从社会的逻辑，而我们的逻辑又有多少会避开文凭学历而存在呢，新中产家庭并不能因此而先于社会的进程。最好的解释就是他们寻到了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惟有如此他们才会感到心满意足。

伴随着素质教育成长起来的教育培训市场，或许是这种逻辑的最好的体现。培训从来都不是在做无用功，它是指向最快到达目的的路。它或许就是终南捷径。这种选择体现着新中产阶级的思维逻辑和偏好，即对于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的认同。技术可以是中性的，当然也可以变得有所偏向，但事实上他本性上就流露出对中性的蔑视。技术本身是可以用价值衡量的，它体现的实质就是价格，他生来就注定可以被金钱所衡量。技术的这种可被测量的特征，也是新中产阶级所喜爱的，这与他们的生活习惯不无相关。在这样环境中，一种新的逻辑渐渐清晰，教育——文凭证书，而非家庭文化资本——学校体制——文凭证书。虽然他们有着相同的基础——家庭地位，但却有着不同的表现。这便是新中产阶级对“僵化”的学校体制的应对，他们无力与之抗衡，但他们无疑是灵活的。

但这种新逻辑的生成并不曾改变学校体制的本质，它依然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布迪厄对家庭和学校体制的角色的总结同样社和两种逻辑：“文化资本分配结构的再生产在家庭策略与学校体制的特定逻辑之间的关系中发生。”新逻辑并非对原有逻辑的背叛，它不配有“革命”的称号，甚至于变动都毫不相干。它是一种修正，对原有僵化逻辑的补充。这种新逻辑是对新形势的应对，而教育改革无疑成为新中产阶级密谋中的重要一步。变化不是新中产的计划内容，但却被他们抓住机会充分的利用。计划中的变化可能是公正的，但事实上不同的阶层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应对它，掌握资本夺得会将他驯服，而没有资本的职能是被驯服。通常我们认为僵化的制度百害而无一利，会造成对弱者的深重的伤害，但这次却是一个例外。变动有多大伤害就会有多大，变动有多频繁伤害也就会有多大。

新逻辑是货币的逻辑，因为它直接借助市场的途径方式达到目的，教育市场化的变动所产生的效力相对于它的效力就太微不足道了。教育市场化并不排斥弱者用辛勤和汗水走出贫困和落后，而新逻辑打着开放市场公平竞争的旗号将弱者拒之门外。在这里市场并不抛弃弱者，它对货币总是一视同仁，而是掌握资源的阶层。（在这里需要清楚的是，特权并不使竞争者，他们独善于竞争的战场之外，而惟有那些必须依靠制度化文化资本来达到目的的人，因此对于没有孩子的家庭而言，教育不平等是并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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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与新中产阶级教育消费

2009-3-26

《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及其动因探析》中，作者的探讨显然是以布迪厄的理论为基础的，探讨是相对深刻的，但遗憾的是它仅是验证性的粗糙的。例如对教育消费动因的分析，它将之归为“1.文品的等级与职业收入的差异；2.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3.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转换；4.制度化文化资本的魔力；5.教育消费与趣味区隔。”这种单纯的罗列分析的内在深度流于形式的肤浅，作者致使附和布迪厄的观点，艰难的拼凑这数字公式，把具体情境的特点全部抹杀，把大众引入一种纯粹的理性的自我欢愉之中。

华康德在评述布迪厄的时候就谨慎的提醒过研究者，“在移用布迪厄的理论框架时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区——怀特海德（Whitehead）称之为‘错误地具体化的迷误’——即跨越国别界线，一一对应地寻找那些促成权力世代传承的机构（例如，在美国和英国寻找法国国家管理学院的对应机构，而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一个运用本民族思维模式来思考的学者，必须从特定国情出发，来实证性地分析由社会空间结构、教育体系，权力场域及其内部复杂关系组成的具体现实。”（《布迪厄的“资本”——《国家精英》英译本引言》）作者显然忽视了华康的提醒，在研究中并未变得更加的反思和细致。

作者的第一个失误在于对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的重心估计不足。一方面，作者列举了五个参考项目：1.50%以上的调查对象认为中产阶级主流的学历要达到本科以上；2.非中产阶级中有56.5%的人能承受的择校费是1万以下，而中产阶级则有64.4%以上能够承受万以上的择校费，甚至44%以上能承受万以上的择校费；3.有65.0%以上的非中产家庭的子女在普通学校就读，而一般以上中产阶级家庭选择将子女送进重点学校；4.中产阶级的父母愿意多辅导子女。作者想借这五个变量数据来证明新中产阶级是教育消费的主流，作者甚至断言“中国近年来兴起了教育消费的热潮，教育消费热的主体是新中产阶级。”很难想象作者如何得出以上的结论。

此主流若从群体总消费量来说，显然是名不副实；若从群体的规模来看，显然更加离谱；或许仅就单个家庭相对投入而言，还算勉强。假如接受第三种的意涵，就需要更加仔细的分析了。第2个问题，就新中产阶级而言，所谓的能够承受和能够承受的量仅是语言问题，是否真的付出了这些还需另当别论。他们生活在好的社区，这些社区往往提供令人羡慕的教育服务；而且他们凭借自身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由免于择校费的麻烦。而真正面对择校费问题的往往是流动性强，生活的社区服务欠佳的人，他们拥有更少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就此而言，这是一个假的变量，至少难以体现真实的消费情况。至于第3个问题，这确实是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仅能提供有限的说明。第1和4个问题，我认为与问题没有直接的关联，是两个赘余变量。

因此，作者论证是不充分的，所以结论是不能够成立的。问题并不应当停留在此，应当完善作者的论证。假如我们注意到城市中日益繁荣的教育培训市场，我们或许会有所收获。毫无疑问，新中产阶级是教育培训的主体，教育培训市场的繁荣和扩大与他们的投资紧密相连。我们先看小学的培训情况，“从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的比重来看。被调查的77名同学中，参加辅导班的学生占学生总数的92．5％：其中同时参加两个辅导班的比例最高，为37％：有3．3％的学生参加四个辅导班。未参加任何课外辅导的学生只占学生总数的7．5％。”（《家庭教育投资价值取向的社会学分析——以小学生家长投资》）我们可以就此估计一下，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报得越多显然优势越大，但个人意愿并不能决定报班的数量，唯有经济资本才能担得起衡量地标准。在上面对调查结果中，有40.3%的孩子报了两门以上的课程，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一般课程的价格……….我们再看高校考研培训的情况（见表各），它罗列三种类型的培训类型，并罗列了他们的价格范围，并没有更加确切的数据来显示参加培训班的情况，因为在这些内容往往是机构和个人所隐密的事情。他们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本而又是深知教育结果重要性的群体，他们理所当然地成在这个消费领域的主体，而如此，教育培训上的消费就可以成为衡量教育消费的主要标准。

	规模	品牌	服务	价格
个人（李昌裕）	单人	地方	仅提供单科公共课辅导1	低
联合（文登领航）	小企业	全国	在提供单科公共课的基础上，提供多科组合辅导，例如两科组合和三科组合2	较高
企业（万学海文）	大企业	全国	提供以上二者的服务之外，提供专业课辅导，提供高级辅导系统3	高额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