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

(《开放时代》2008年第4期)

 

信任、信任的起源与信任的变迁^*

【文／马得勇】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世界76个国家信任度的比较得出结论，中国的社会信任度并不算低，处于同一文化圈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处于较高水平。本文认为，中国的信任问题不是初始存量过少的问题，而是社会转型期信任存量过快下降的问题。笔者主张，信任的起源和信任变迁的原因并不相同。就东亚及中国的情况而言，信任的起源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密切关系。对信任下降更为概括性的解释是不确定性：当社会的不确定性增加时，社会信任就会下降。中国当前信任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社会快速的转型而导致不确定性增加，并进而造成了信任的下降。最后，笔者对如何从宏观层次抑制信任快速下降提出了若干建议。

 

Trust, Origins of Social Trust, and Its Transitions in Mainland China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four waves of World Values Survey (WVS) and other survey data, this article finds 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trust in East-Asian Confucian societies, including mainland China, Taiwan, South Korea, Japan and Vietnam. Such a high level of social trust appears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the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puts an emphasis in being trustful and trustworthy. Nevertheless, some of these societies do face a problem of declining social trust. In the case of China, I argue that such a decline at the current moment is the result of increasing social uncertainties caused by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society.

 

信任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主题之一。据学者统计，社会科学类英文学术期刊中以信任作为关键词或者出现在摘要中的次数从1990年的129次上升到了2005年的1956次。[①]学术界之所以关注信任，主要原因是，信任被认为是一种最主要的社会资本，可以减少市场经济中的交易费用，简化交易程序，从而提高经济效率，也可以成为政治制度运行的润滑剂，缓和政治派别之间的冲突，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治理水平。近年来，信任、社会资本在国内也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相关的研究已经大量涌现。其中，一些观点认为现在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信任危机，一些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信任度并不算低。[②]在国外的学术界，围绕信任的起源及其效果，争论仍然不少。对此，笔者认为社会信任高低的问题，通过比较可能会更容易得出结论。本文首先通过比较来探讨一下中国的信任现状，然后进一步分析中国的信任起源、信任下降的原因等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如何抑制中国信任的下降提出若干政策性建议。

一、中国的社会信任现状：国际间的比较

为了从比较的角度认识中国的信任水平，我们使用了诺里斯（Pippa Norris）教授提供的“跨国全球指标数据库（Shared Global Indicators Cross-national Database）”来进行分析。该数据库中的信任指标是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简称WVS）数据库基础上整合而成的。“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库覆盖了目前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1980年到2001年共做了4次调查（第1次：1980年；第2次：1990年；第3次：1995—1997年；第4次：1999—2001年）。该项调查中包括了关于信任的指标，这一指标被学术界广泛用来衡量各国信任度的高低。[③]利用这一信任指标进行跨国比较，笔者认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把握中国的信任状况。

在使用这一指标考察信任状况之前，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指标的具体含义做一下说明。本文所要探讨的的信任是指一个社会的“普遍信任”或者说“社会信任”，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的信任。那么很多调查中使用的问项：“一般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人可信吗？”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纽顿（Kenneth Newton）认为，“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反应实际上不能告诉人们他是一个信任者（truster）或者不信任者（distruster），而是表明他们是如何评价他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可信性（trustworthiness）”。[④]这种调查提问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受访者违心选择“信任”的可能性，更大程度地保证调查结果的可信度。具体来说，笔者认为，首先，这一指标代表了一种抽象的信任，受访者没有根据生活中某个具体情况来作出判断。它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信任行为，如借钱给他人或自己不在时把住所钥匙给对方保管等。其次，受访者也不会考虑信任者是家人还是朋友抑或是陌生人，即没有针对特定对象来判断。[⑤]因此，这一问题不仅反映了受访者对信任的一种基本的道德判断，比如基于人性本善的认识，同时，它也反映了受访者对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信任状况的一般性评价。因此，这一指标并不代表和反映现实中的信任行为，而只是反映了人们对所在社会的信任状况的主观评价，这种主观认识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资本。此外，信任指标之所以不适合用现实中的信任行为来测定，是因为信任行为的出现不仅需要有信任的意愿，还由其它因素，比如具体的状况、制度环境等来决定。同一个中国人在国内和在日本的信任行为可能并不相同，不能把信任行为产生的社会环境都当作社会资本来看。因此，本研究中所使用的信任指标虽然简单而且抽象，但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它可以作为衡量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的指标。

根据分析结果（见图一），在76个国家和地区中，曾经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分别为：中国大陆53.6%，日本38.8%，台湾地区40.2%，韩国33.1%，越南为38.7%。从全世界的角度看，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度总体上虽然不比北欧及一些新教国家高，但是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陆的信任度明显高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社会信任比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非洲、前苏联东欧地区。

不少学者对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也曾提出质疑。为了检验该数据的可信度，韩国学者金在韩（音译）利用其他多种调查结果（包括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的50多个指标，用德尔菲方法（Delphi Method）加以检验。根据检验，中国大陆与北欧诸国属于高-高信任组，日本、台湾地区属于高-中信任组，韩国属于中等信任组。这一检验结果支持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结果。[⑥]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的社会信任度不能说很低。中国的社会信任根本的问题或许不是信任度高低的问题，而是信任度下降过快的问题。[⑦]“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信任下降？”可能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

图一 76个国家和地区的信任分布

数据库来源：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诺利斯（Pippa Norris）教授提供的“Shared Global Indicators Cross-national Database”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关于各国社会信任度的指标源自世界价值观调查1—4次（不是所有国家都进行了4次调查）。调查问题为：“一般来讲，你认为社会上的人大步分可以信任吗？”1＝多数人是可信的；0＝小心为好。图中的数据是回答“多数人是可信的”一项的比例。其中，日本为第1—4次的平均值；韩国为1—4次的平均值；中国大陆为第2—4次的平均值；台湾地区为第三次（1995）的调查结果；越南为第4次调查结果。

 

二、关于信任起源的理论：制度的还是文化的？

那么，如何来解释中国等东亚国家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一现象呢？这一部分我们将集中来探讨信任的起源问题。

信任的起源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分析。为什么有的社会或国家比另外一些社会或国家的信任度高？对此，应该主要从信任形成的文化历史环境、社会结构等宏观的因素方面来加以探讨。为什么在同一个社会，历史文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等宏观环境相同的条件下，有的人倾向于信任他人，而有的人则倾向于不信任他人？对此，应该更多的从微观层次的因素来分析，比如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家庭环境、个人性格等。目前一些探讨信任或社会资本起源的学者（Whiteley，1999），实际上忽略了信任形成的文化、历史、社会环境等这些宏观因素，而只是从微观的因素入手对信任的形成原因进行了分析。这里，我们将集中从宏观层次来分析，对微观层次的信任起源限于篇幅暂时不做讨论。

就信任（或社会资本）的起源而言，罗斯坦（Rothstein）和斯道勒（Stolle）认为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两种视角，即历史文化中心的和制度中心的视角。[⑧]班菲尔德（Banfield，1958）、福山（1995，1999）、普特南（1993）等人被认为是从文化中心的角度来解释信任的起源的，他们认为，诸如信任之类的社会资本源于一个社会的历史和文化，有些文化有助于人们之间产生信任并使信任等社会资本得以积累，有些文化则不然。豪（Hall，1999）、莱维（Levi，1998）、罗斯坦和库姆林（Rothstein and Kumlin，2005）、斯道勒（Stolle，2002）等被认为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解释社会资本产生的，即，社会资本不可能独立存在于政治或政府之外的市民社会中，相反，政治制度和政府政策创造、传播和影响社会资本的数量和类型。[⑨]

制度的视角基本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础，但又可以细分为两派，即政治制度论和福利制度论。政治制度论认为民主制度比独裁制度更有利于信任的形成（Uslaner，1999；Sztompka，1999； Levi，1998），因为民主制度下个人对政府的信任更容易形成，一个可信的政府进而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福利制度论认为，政府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国民的基本生活，构建社会安全网，从而降低人们的不安全感，并降低国民为各自的利益而进行的市民参与（如工会的罢工、示威），这样，一种普遍的信任就会产生。

在众多关于信任的社会调查中，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等国家的信任度一直处于世界各国的前列。可以说，制度的视角在解释北欧一些民主制度运行和社会福利制度都比较好的国家的信任起源上是有说服力的。那么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是否也适用于解释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信任状况呢？根据我们的分析结果，在中国和越南，社会信任高于曾经具有相同的社会制度的前东欧苏联国家，日本、韩国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墨西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新生民主国家，而且在东亚地区，中国大陆的民主制度和福利制度水平均低于日本和韩国，但是其社会信任度却明显高于韩国和日本。不仅如此，按照制度视角的逻辑，当一个国家从权威主义制度转向民主制度时，该国的社会信任度应该增加，可是根据研究结果，像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在民主化过程及以后，社会信任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见图二）。[⑩]对此，制度的视角显然不能提供满意的解释。

图二 东亚儒家文化圈信任变迁

 

资料来源：韩国：1980、1990、1995、2001年度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1-4），2004年度来自韩国综合社会调查（KGSS）；中国大陆：1990、1995、2001年度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3），2003年度来Asia Barometer（与Asian Barometer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项目）；台湾地区：1995年度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1998年度来自中央研究院社会价值变迁调查（这里标为2000年度），2005年度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意向调查结果（si2005a ）；日本：1980、1990、1995、2001年度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2003年度来自Asian Barometer；越南：2001年度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WVS）， 2003年度来自Asia Barometer。问题为：“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有两个基本选项：1、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2、越小心越好。图中数据为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一项的百分比。此外，一般有“不知道”作为补充选项，不计入百分比内。

为什么制度的视角不能解释东亚地区信任度高的现象呢？笔者认为，从理论本身来看，制度的视角并不存在逻辑问题，但是从现实角度看，制度的解释是存在缺陷的。制度视角的逻辑基础是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之上的，即个人在是否信任他人时，他是根据被信任者相关信息（地位、声望、相熟程度、以往经历等），经过理性思考之后来作出判断。但是事实上，一个人是否信任他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基于理性的判断。彼德·什托姆普卡（Piotr Sztompka，1999）认为，信任存在三个维度，即关系的（relational）、心理的（psychological）和文化的（Cultural）。什托姆普卡对三个维度作了进一步解释，关系的维度基本上是基于对被信任方信息和知识基础上的理性的判断，而心理的维度则基于信任者一种心理上的冲动，文化的维度则基于信任者周围的文化规范和习惯。[11]可以看到，基于后两种维度的信任未必就是理性的了。因此，从制度的视角来解释现实问题有时候可能并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从东亚的现实来看，民主制度以及福利制度的历史都不过几十年，但我们并不能说在这些制度建立以前东亚的社会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信任。

既然制度的视角不足以解释中国信任度高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尝试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仅从宏观层次对中国及东亚社会的信任起源加以分析，而不做微观层次的分析。

如果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信任度普遍较高，那么其最大的共同原因恐怕就是其传统文化了。这种大的文化背景对于信任文化的产生是极其重要的。笔者认为，在儒家、道家思想中，包括了许多有利于信任文化形成的因素。

从儒家的经典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关于信任的论述。在儒家文化强调的“三纲五常”中，“信任”被作为“五常之一”而加以强调，并且成为古代中国社会启蒙教育的基本内容。[12]据学者统计，在儒家经典《论语》中，“信”字出现了38次。[13]按照学者的分析，“信”在孔子看来，不仅是一种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处理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14]首先，孔子强调君王和统治者应该重视和遵守信用。“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民自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其次，孔子认为“信”也是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原则和社会理想。例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子贡问孔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诸如上面列举的例子，在各种儒家经典中，我们会很容易找到有关对信任、诚信等方面的论述。可以说，儒家思想为信任的形成提供了观念的源泉。这种观念再经过长期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和强化，已经成为中国及其他儒家文化社会中稳定的、广为接受和称道的观念性资源。

重视信任、合作、团结的观念性资源不仅反映在儒家等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它同样也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中国人日常交往的社会规则。“礼尚往来”的互惠合作精神，“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的团结精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助合作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宽容精神，社会交往、商业交易中注重诚信的道德信条，等等，无不体现了社会资本所强调的信任、宽容、合作和互惠的基本价值。

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许多可以证明中国曾经是信任度很高的国家。张维迎（2003）曾经举过几个例子以证明中国人并非本质上就缺乏信任：中国作为一个民族众多、历史悠久、面积庞大的国家在全世界可以说是独一无二，没有信任，中国怎么会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里处于全世界领先的发展水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没有对纸币发行者的信任，这种情况也不会出现；十九世纪初的山西票号存在了100多年，分号遍布世界，西到圣彼得堡，东到日本神户，没有相互间的信任同样是不可能发展到如此规模。[15]

没有传统文化这一源泉，没有两千年来对这些观念的实践和强调（包括民间和官方），信任等社会资本就不可能自然的生成，至少不会轻易生成和保留下来。在这一点上，强调“信”、“义”的中国文化和强调理性计算的西方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因此，目前中国及东亚国家的社会信任度从全球范围来看处于较高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视信任，而这种信任的文化与儒家思想具有密切关系。儒家思想成为古代中国乃至东亚的主导性意识形态虽然不能说和统治者的选择无关，但却与西方学者所说的制度理论相去甚远。当重视信任的思想和理念通过政治机制输入到人们的观念中以后，那么人们就会在日常生活和市场交易中逐渐意识到信任的重要性，并最终形成一种信任文化。因此，笔者主张，东亚儒家文化圈，特别是中国的信任起源，更多的源于该社会的文化背景而非政治制度。[16]

三、信任的变迁原因：为什么信任会下降？

信任在中国下降了吗？这几乎是个不争的事实。许多国人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诈骗性质的传销活动、标会崩会、诈骗行为屡见不鲜。根据笔者收集的各种机构的调查数据，中国的信任度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1990年为60.3%，1995年为52.3%，2001年为54.5%，2003年下降到46.3%。[17]另外一些调查的数据所显示的下降幅度更大，如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2002年的调查，中国大陆地区的信任度为41.8%，比1990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低了18.5%（参见图二）。那么，信任为什么会下降？在什么情况下会下降？笔者将在这一部分加以分析。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信任的起源和信任的变迁原因是不同的。以往关于社会资本或信任的研究几乎对此没有清晰的论述。笔者认为，信任的起源是指那些促成信任从无到有发展的因素。信任的变迁原因是指，在某一社会的某个时间段内（比如20—30年），对信任的增加或减少产生影响的因素，即信任变迁的原因不是指信任从无到有，而是引起信任的量的变化的原因。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的信任不可能在10年或20年内实现从无到有变化的过程，而只可能是由多到少或者由少到多变化的过程。从宏观的角度看，在探讨信任的起源时，必须要考虑到长期的历史文化环境。而对信任变迁原因的探讨则应该致力于在一定时间段内对信任的增减产生影响的因素，比如内战、现代化等。内战可以在短期间内破坏社会资本，降低信任，但是内战却不是信任从无到有发展的原因。同样，现代化可能导致一个社会的信任上升或者下降，但是现代化却不能被当作是信任起源的原因，因为在前现代社会中，信任在一些社会同样存在。

那么哪些因素导致了中国的信任的下降呢？或者说哪些因素破坏了信任呢？许多学者（如张维迎）从政府行为（滥用职权、腐败等）或者制度的不完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但是，问题在于：以前的中国政府就没有腐败和滥用职权吗？以前的制度就完善吗？不仅如此，信任的下降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韩国也出现过，在台湾地区、前苏联东欧国家甚至美国也出现过。[18]这些国家的信任下降不能都用政府的腐败或者法律制度不完善来解释。笔者认为，造成信任下降的原因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有所差别，但是对于一个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社会，最为普遍、最为重要的影响变量是社会的不确定性（social uncertainty）。对中国而言，信任的下降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转型释放了大量的不确定性，而社会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信任的下降。

包括信任在内的社会资本的增加或减少与社会的不确定性具有直接的关系。不确定性越大，人们之间的信任就越低。从宏观角度来看，造成社会不确定性增加的原因有很多，比如内战、社会转型、现代化等等。内战状态下社会的不确定性是最高的。克莱塔和库棱（Colletta & Cullen）的研究成果为人们展示了内战如何破坏了柬埔寨和卢旺达的社会资本。[19]如果想了解无政府状态（或者政府能力非常弱）的情况下，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破坏了社会资本，那么去索马里、乌干达以及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崩溃以后的伊拉克，相信会有非常深刻的体验。

与内战等这些人为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不同的是，当一个社会面临共同的外部威胁时（如来自外部侵略），往往会促进社会内部信任的增加和社会资本的生成。2001年的“9·11”事件以后，据芝加哥大学的国家舆论研究中心（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的调查，美国的社会信任比“9·11”事件之前（2000年）有了显著的提高。[20]2008年在四川发生的“5·12”特大地震灾难也同样让人们看到了中国人的互助、合作和团结精神。因此，如果说不确定性的增加会损害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话，那么外部威胁至少在短期内是增加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的正面的影响变量。

由于信任的起源与信任下降的原因不同，文化作为信任的起源相对来说是稳定的，但是造成信任下降的社会不确定性却是经常变化的。在信任度高、社会资本比较丰富的社会里，即使由于短期的不确定性增加而使信任等社会资本遭到了破坏，那么当内战等这些引起不确定性的原因消失以后，信任等社会资本会很快恢复，当然，恢复的程度还要看信任被破坏的程度、被破坏的时间等等。腐败、制度不完善，比如，政府政策朝令夕改、钱权交易、法院判决结果难以预料，等等这些现象同样增加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