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初，河南两家驻京联络处联合购买了777瓶价值66万余元的“贵州茅台酒”。发现酒味不对后，他们将销售假酒的人员举报到工商部门。记者昨天获悉，经初步调查，西城工商分局确认这批茅台酒为假酒，并联合警方拘捕3名涉嫌销售假茅台酒的人员。(4月11日《京华时报》)　　假酒被查，涉案人员伏法固然皆大欢喜，可“拔出萝卜带出泥”，接下来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是，驻京办买那么多茅台酒干吗？据驻京办相关人士自己介绍——“准备用来招待客人，同时由其下属企业对外销售。”表面听起来好象也“师出有名”，再仔细想想，就如同假茅台酒一样“不对味”了。
　　招待什么样的“客人”，竟然要动用茅台酒？仅酒一项就66万，招待涉及的其他支出岂不更是无底洞？此前，据央视新闻1+1披露，仅北京各地驻京机构就超过一万家，每年需要经费一百亿以上。一百亿里面有多少是被官员们吃吃喝喝花掉的，谁知道呢？显然，对66万茅台款来说，如果不是由打假打出来，还真没机会摆上台面呢。
　　另一个注定上不了台面的事实是，原来驻京办还有自己的下属企业。众所周知，驻京办是政府的对外派出机构，属于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驻京办办企业，亦官亦商不伦不类，说白了不就是权力寻租吗？权力寻租之下，难免会结出下属企业这样的“怪胎”——打着政府的旗号做生意，赚了以自肥，赔了还要财政填窟窿，真无法无天。
　　驻京办斥巨资购买茅台酒，只是冰山之一角。追问驻京办买那么多茅台酒干吗，只是公众知情权焦虑的一种表现。近年来，随着以驻京办为代表的各种驻外办，职能逐渐变化、弱化、乃至异化。因而，外界要求政府取消各种驻外办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起来。在此背景下，山东潍坊市于1月21日决定撤销所有驻外办，此举无疑具有极高的示范意义。期待有更多的政府能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及时跟进！其实它未尝不是一种包袱。

　　新华社长沙3月29日电　 （记者 李丹）在花了5天时间，走访了生产组里30户村民后，双河村农民张耀光将一份群众对村干部履行职责和是否廉洁的评议报告在大会上宣读。

　　这是他头一次在这样正式的场合评论自己村里的负责人，而且发表的意见代表他身后的农民。

　　3月26日上午，双河村村干部勤廉双述评议大会在村委会大院露天举行。原则上每户只需派一人出席，但实际上双河村438户村民总共来了445人，有的妇女甚至放下家务，带着孩子赶来参加评议会。

　　在村民的注视下，双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和妇女主任三人先后发言，陈述自己的政绩和道德品行，随后4位村民代表当场对他们进行评议。

　　据悉，这4位村民代表半个月前由村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他们被要求用5天时间走访当地农民，对村干部的言行进行调查。张耀光便是其中之一。

　　双河村是中国南方一个普通村庄，位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尽管在果园镇的9个村庄里，双河村由于山多田少相对贫穷，可如今它正成为中国农村民主试验新的生长点。

　　10多年前，中国政府在全国农村正式实行基层选举。如今，中国已有大约61万个村庄定期举行选举，这一进程被誉为中国向基层民主迈进的一大步。

　　果园镇党委书记吴四龙认为，对农村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当前基层民主管理的难点，而农民对自己选出来的村干部如何加强监督，是村民自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村干部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和普通农民一样从事生产活动，但又享受政府提供的津贴补助，协助管理农村公共事务，调解民间各类纠纷。

　　“以前村干部主要是敦促农民上缴国家和集体的税费，中央政府调整农村政策后，不仅减免了农业税收，各种支农补贴也直接划入农民的账户，村干部的工作内容有了变化，和农民的关系需要得到新的认同。”吴四龙说。

　　据记者了解，果园镇在华中湖南率先推行对农村干部勤政和廉洁的制度化考察。这个镇的古楼新村、红花村、金江新村都已经开展，双河村是试点的第四站。

　　“当了5年的村支部书记，以前只开过村民代表大会和党员代表大会，从来没有在村民面前述过职。”参加述职的村党支部书记文克政表示，“只要平常都按政策办事，就不会有压力。再说，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见，对我也是一种鞭策。”

　　张耀光发言认为，这一届村干部“不仅帮助村里普及了沼气，还引进了投资２亿元人民币的现代农庄项目，搞活了地方经济，也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

　　代表发言评议结束后，农民在现场领到一张考察测评表，以无记名的方式对村干部的工作成绩和道德作风进行投票表决。

　　双河村农民谭国兴在测评表对应的栏目上划上了勾，双手投进了红纸包裹的投票箱里。“我希望村干部今后能多和群众交流，并尽快帮助没有田地种的村民安排工作岗位。”谭国兴说。

　　9位由村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农民代表当场统计了投票情况，并当场公布了投票结果。

　　445张投票中，有效票427张，95%的村民对这届村干部持满意态度。但也有农民对个别村干部投了“不廉洁”票。测评结果将作为对村干部年度考核的内容，甚或决定他们的去留。

　　吴四龙介绍，果园镇规定，对测评满意率不到50%或不满意率达到50%的村干部，将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谈话，督促整改。对测评满意率不到30%或者不满意率达到70%的村干部，建议其引咎辞职，并按照有关程序免职。

　　据他介绍，这个活动固定在每年3月份举行。“通过这种民主监督的形式，村干部会更加注意依规依法行事，在农民面前树立自己的好形象。”吴四龙说。

已经临近3月底了，一般情况下此时绝大部分优质公司的年度大批量的招聘计划已经结束。也就是说，如果到现在一个应届毕业生还没有找到工作的话，那么往后找到工作的概率可能更低了。

最近我在网上遇到了很多2009年7月份即将大学毕业目前正在找工作的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有了几次面试的机会，但是都没有被单位录取，有的至今连一次面试的机会还没有获得。那么应该如何找工作呢？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思考问题呢？绝大部分同学并没有想清楚这些问题就开始在盲目的乱投简历，生活中也没有有经验的“过来人”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做。因此，特写此文发表个人的观点，仅供各位正在寻找工作的路上的同学参考。

下面是我和同学甲的对话：

同学甲：我家是四川的，我想7月份毕业后在北京工作。
我：那好找吗？
同学甲：不好找。
我：有想过回老家找吗？
同学甲：没有，老家工资太低了。
我：有多低？
同学甲：不知道，不过肯定没有北京高。
我：可是北京的生活成本也很高啊。在北京挣10000可能只相当于你在四川挣4000。
同学甲：我父母也是工薪阶层，父母让我来北京读大学花了家里很多钱（大约12万人民币）因为这里是大城市，所以我想很快就把投入的教育投资挣回来还给父母。
我：从你找工作的过程来看，你觉得你需要多久才能把12万挣回来？
同学甲：没有想过，应该会很久吧？
我：想过“很久”是多久吗？假如，我是说“假如”，假如你没有在3年之内存到12万怎么办呢？实际上，大学毕业3年内就存到12万是很不容易的，尤其对于就业形势无比艰巨的2009年应届毕业生。
同学甲：回去我不甘心！！！这样就回去了，我不甘心！！！
我：呵呵，教育投资的回报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收回来的。教育投资就像股票买卖的长期“价值投资”，会在很多年后的某一天回报给你。现在绝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于教育的投资是“急功近利”的，希望读个书就能立刻回报自己的投入，这个是不理性的教育投资。
同学甲：那我回老家吗？
我：也不一定，如果在北京生存压力很大，为什么不回去呢？四川是个好地方，现在绝大部分大学生想往大城市跑，没有人愿意在小地方待着。但是大家没有看到，其实大城市的竞争太激烈了，而且现在国内大城市对于大学生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远远“供大于求”了。有些“二线城市”其实人才竞争很弱，但是生活环境很好，生活成本也很低，人们的幸福指数很高，它们对于人才的渴求性更强，如果在大城市只能活的一般的人到这些“二线城市”去就业会活的非常好。为什么不去呢？当然，如果一个人在大城市里也能如鱼得水，那么留在大城市也很好啊。
同学甲：哦，有道理。谢谢印老师。

美国历史上，美国的大学生也曾经出现过今天中国大学生面临的困境，今天美国的大学生同样面临着今天中国大学生面临的困境，美国如此，欧盟如此，日本如此，几乎没有国家是例外，中国并不是特例。

近几年，中国每年有600万左右的大学生毕业，中国的大都市怎么可能全部消化那么多人才？那些真正缺乏人才的“二线城市”却得不到想要的人才。这应该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优秀的有思想的大学生去“二线城市”淘金的机会。

有时候，我们离开一个地方不是因为我们不爱这个地方了，也不是你宣告了自己的失败。对于有志向的青年人来说，短暂的离开只是为了不久的将来能够更好的回来！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3040070100cuwl.html?tj=1

　　美国有些高校开设的“另类课程”非常有意思。看电影、学射击、玩玩具甚至看色情小说，都可成为大学课程。美国大学似乎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处处留心皆学问，选啥都可拿学分。
　　1。“欲望都市学”（俄勒冈州立大学）：2006年这门课刚开设时就一炮打响，火爆异常，原计划招收200名选修学生，后来不得不扩大到500人一班。该堂课教授以当时美国HBO电视台播放的连续剧《欲望都市》为教材，探讨当今社会中的性与性别问题。
　　2。“酿造学与社会学”（新墨西哥州立大学）：这门课程虽然听上去像是昙花一现的事儿，但直到现在你还能在课表上找到它。这可是门高深的化学工程课，要培养的也不是在酒吧调酒的“熟练工”。
　　3。“媒体研究：吉姆·莫里森与大门乐队”（普利茅斯州立大学）：这门课程只在奇数年（2009年、2011等）的秋季开设。这门课程以文化研究为框架，综合分析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作品、印刷品及在线资料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症候特点，以及对人们理解媒体的作用和影响等。
　　4。“成人游泳研究”（肯特州立大学）：美国时代华纳旗下的卡通频道推出的“成人游泳”（Adult　Swim）板块，是一个午夜成人动画节目频道，播放以青年及成人为对象的动画，18岁～24岁的观众收视率最高。自2004年以来，罗恩·卢梭教授就一直在学校开设研究该频道的课程，他还出版了教材《成人游泳与喜剧》。班级人数限制在30个学生左右，该课程教学得到了“成人游泳”主创人员的全力支持，他们通过远程会议方式回答学生的提问。
　　5。“被禁知识研究课”（威顿学院）：本课程“纵观有记录的人类历史，发现通过科学发现或技术革新掌握的新知识，与人类社会伦理冲突之困境。选修该课程的学生将通过有关宗教、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学习，了解这些人类困境。选读文本涉及不同时期文献，反映各个时期人们对控制和禁止某些知识传播的态度变化。”
　　6。“射击术课程”（得克萨斯大学艾尔帕索分校）：在这个“射击高级技巧班”里，学生不但学习22口径步枪射击技巧，还可以为了多拿学分重复选修该课程。
　　7。“电影和小说中的牛仔、武士和叛逆者”（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选择这门课，就是整个学期全看黑泽明电影并获得学分。具体课程说明是：“了解电影小说中英雄主义、个人主义及权威的各种跨文化定义，强调小说和影片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传播。”
　　8。“僵尸！文学、电影和文化中的活死人”（得克萨斯大学艾尔帕索分校）：这门课程将美国人（活人）与僵尸进行相似性研究，比如在消费“不需要的商品”方面。这门课程还要进行令人毛骨悚然的著名“僵尸大游行”。
　　9。“乐高机器人拼装课程”（陶森大学）：这门课就是玩具课，摆弄玩具也能拿学分！主要是将发动机、感应器、齿轮、轮轴及横梁等拼装成乐高机器人，利用儿童玩具学习机械学和电子学基本原理。
　　10。“色情描写：关于妓女的文学作品”（卫斯理公会大学）：如果你在卫斯理公会大学图书馆电脑上，目不转睛地看色情文学而被图书管理员逮到的话，别紧张，只要告诉她“我在做家庭作业”。这门课不是要倡导色情文学，其目的是探讨色情文学大行其道的内在和外在因素。期末考试要求学生递交一件表演艺术作品，如照片、录像或文字作品等。

　　中广网武汉2月18日消息（记者左艾甫 通讯员朱建华）18日，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编著的《2009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发布，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以绝对优势位列2009中国最受媒体关注独立学院排行榜榜首位置。位居2009中国最受媒体关注大学排行榜榜单（公办高校）榜首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位居第二。
　　中国校友会网(cuaa.net)是我国唯一为校友会组织提供网络服务的专业网站，自2002年起，中国校友会网联合21世纪人才报、《大学》杂志等国内多家媒体连续7年开展中国大学（含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评价研究工作，在我国高等教育评价领域已经形成了品牌和影响力，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排行榜已成为我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之一。
　　“2009中国最受媒体关注独立学院排行榜”是以2008年度国内新闻媒体对独立学院的新闻报道为数据基础统计得出的，是衡量2008年度我国独立学院社会影响力和媒体关注度的重要尺度之一，也是独立学院“社会声誉”的重要体现，反映了我国独立学院的社会关注程度和影响力的状况。结果显示，随着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的办学水平的提高，民办高校的发展得到全社会特别是新闻媒体的关注，近年来，媒体对民办高校的新闻报道次数也在逐年递增。
　　2008年度，国内新闻媒体对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新闻报道最多，有2260篇，以明显优势跃居“2009中国最受媒体关注独立学院排行榜”头把交椅，成为我国媒体曝光率最高的独立学院；复旦大学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有1880篇，位居第二；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有1620篇，位居第三。
　　此外，《2009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公布了2009中国大学排行榜600强、2009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100强、2009中国民办大学排行榜100强等多个榜单。位居中国大学排行榜100强前三的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在2009中国独立学院排行榜100强榜单上，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位列全国第三。
　　中国校友会网2009中国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排行榜采用三级评价指标体系，一级评价指标由“人才培养”、“办学设施”和“综合声誉”三个指标构成。二级指标由师资力量、学科建设、培养数量、培养质量、投入资金、硬件设施、软件设施和学校声誉等8项指标构成。三级指标包括固定资产、图书馆生均藏书、教学仪器设备价值、毕业生就业率、师生比、新闻搜索数、人均学费和本地生源比例等20多项指标。
　　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理念和特色，但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在办学中率先提出并探索实施的“成功素质教育”这一全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在2009中国民办高校（含独立学院）排行榜指标体系体系中未能得到充分体现。

一家三口。

“小爸爸”在给孩子喂奶。

阿尔菲的父亲丹尼斯·帕滕头戴面具见媒体。

                                                 2月13日，一男子在英国伦敦阅读《太阳报》上关于13岁少年阿尔菲当上父亲的新闻。新华社/法新

       广州日报2月16日报道 英国男孩阿尔菲·帕滕正因13岁即为人父引发争议,他的父母却与媒体做起“买卖”,试图借“爆料”换取孩子今后生活所需费用。     
       英国媒体界人士估计,阿尔菲能够凭借“少年爸爸”相关新闻获得数十万美元,但媒体大肆报道的同时也面临“道德困境”。    
      卖故事赚钱    
      英国《星期日邮报》网站15日以“不体面的争夺”形容阿尔菲父母丹尼斯·帕滕和妮古拉对待借爆料赚钱的态度。     阿尔菲的15岁女友钱特尔·斯特德曼9日在东萨塞克斯郡伊斯特本医院生下女儿梅茜·罗克珊。     
      丹尼斯说,他打算带阿尔菲前往首都伦敦,“把他的故事卖”给媒体,“这是一个吸引人的故事”。     而妮古拉也与前夫一样“卖起故事”。妮古拉从斯特德曼位于伊斯特本的住所接走阿尔菲时,在摄影记者面前用帽子遮挡阿尔菲的脸部,驱车迅速离开。阿尔菲当天待在妮古拉位于黑尔舍姆的住所,整天没有露面。面对记者追问,妮古拉以丹尼斯还没从伦敦“谈生意”回来为由,拒绝透露阿尔菲和梅茜的情况。她身后据信是她亲友的一个人则喊道:“给10万英镑(约合14万美元),我们就说。就这个价。”    
      向媒体“招标”    
      阿尔菲怀抱新生女儿的照片13日首先出现在英国小报《太阳报》上。照片上的阿尔菲看起来似乎根本不到13岁,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英国《星期日独立报》15日报道,为获准采访和拍照,《太阳报》在梅茜出生前通过电子邮件与丹尼斯达成协议,答应出价2.5万英镑(3.6万美元)。     
      为杰德·古迪和西蒙·考埃尔等明星代理公共关系事务的马克斯·克利福德13日受丹尼斯邀请,接手阿尔菲接受媒体采访相关事务。“媒体从四面八方赶来,最远来自澳大利亚,丹尼斯于是与我联系。”克利福德说,阿尔菲引起轰动的那张照片至少能够换来10万英镑(14万美元)。     
      原英国《世界新闻报》编辑菲尔·霍尔预计,阿尔菲今后几年最多能赚50万英镑(72万美元),因为梅茜1岁生日、上学第一天等都能成为新闻或拍摄成纪录片。现阶段已有超过10家媒体正在争夺关于阿尔菲如何抚养女儿纪录片的拍摄权,“竞标”获胜者可能支付给阿尔菲8万英镑(11.5万美元)。    
     “道德困境”    
      在霍尔看来,媒体大肆报道“少年爸爸”,实际上面临“道德困境”。     
     “没有人愿意把阿尔菲树为榜样,或是庆祝发生的一切。同时,人们对他深怀同情,”霍尔说,“这是一个道德困境,但这一新闻值得引起全国探讨。”     
     “少年爸爸”的确在英国引起热议。首相戈登·布朗、反对党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等政要因为这一新闻,公开批评青少年早孕。保守党前领袖伊恩·邓肯·史密斯告诉英国报纸联合社记者,“少年爸爸”事件体现英国道德体系的沦落。“这表明社会是非观念某些部分完全崩溃,”史密斯说,“对不当行为的指责不再存在,孩子们经常目睹与攻击性、暴力、粗鲁和与性有关的行为。似乎没有人说,这不对。”    
      布朗首相就此提出批评    
     “少年爸爸”话题引起包括首相戈登·布朗在内的社会各界反响。英国首相布朗13日批评说：“我不清楚这件事情的具体细节，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应拒绝未成年早孕现象。”英国警方和伊斯特本儿童救助机构也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关注12岁少年令14岁少女怀孕事件”。   
       阿尔菲并不是英国最年轻的“少年爸爸”。此前曾有关于一名12岁爸爸的报道。     
       据美联社报道，仅2006年一年，英国就有3.9万名年龄低于18岁的未成年少女怀孕，其中16岁以下少女达7000人之多，15岁至19岁少女的怀孕率达2.7%。不过，与英国相比，美国未成年女性怀孕率更高，达到4.4%左右。
   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9-02/16/content_10825098.htm

□邓聿文

经济危机时期，就业对中国的意义要比其他国家重要得多。这主要是其他国家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而在中国，就业几乎是一般公众获取收入的唯一方式。对农民工而言，虽然他们有种田收益，但非农收入也占到其全部收入的70%以上。

中国就业问题的难点在农民工。目前，中国有近2500万农民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失业，比之前估计的1000万整整多出一倍，表明中国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此前的预期。现在，北方又大旱，这势必对农民的收入雪上加霜，并使一部分农民不得不外出寻找工作，从而未来农民工的失业人数会进一步扩大。

政府已经提出2009年的就业目标是城镇新增就业人员9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100万人，加起来共1500万人。今年仅大学毕业生就超过600万，所以，这个就业目标充其量只能解决城市本身的人口、大学生及少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大量的农民工还必须自己寻找出路。

面对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常规的、主要靠企业自动吸纳就业的思路恐怕行不通，非有非常之策不可。我认为，以下四种方式或许能够帮助解决这一棘手的难题。

一是以工代赈。当年“罗斯福新政”就是通过举办公共工程，用以工代赈的方法一举解决了美国大萧条时期的失业问题。中国政府也可运用这一办法。中国计划今后三年将4万亿元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其中，在房地产方面，今年住房保障计划投资3000亿元，比去年多2倍；铁路方面，今年计划投资6000亿元，比去年几乎多一倍；公路方面，今年计划投资1万亿元，比去年多1000多亿元。据上述各部门测算，可分别新创造就业岗位200万、300万、400万个，加起来共900万个。估计其他政府投资还可新创造几百万个就业机会，再剔除这些就业岗位中的非农民工，保守估算，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可解决1000万农民工就业。

所以，政府应明确规定，凡政府投资的公共设施建设，都要尽可能地多吸纳农民工去就业，对已经返乡的农民工，也要鼓励他们参加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

二是财政补贴中小企业就业。这在西方国家也是常用的一种解决就业的方法。以法国为例，中小企业每提供一个就业机会，政府就给予3000至6000欧元的财政补贴。中国的财力当然没这么雄厚，但每招收1名工人，给予企业1万元补贴应是可以的。这笔钱主要是用来作为员工的工资使用，换言之，政府承担新增员工的大部分工资。假如政府拿出500亿来补贴那些有发展前景或用工量大的中小企业，那么，可为农民工提供500万个就业岗位。再加上税收和信贷方面的优惠，企业应该是有动力招收更多农民工的。

三是资助失业农民工创业。这也是西方国家常用的方式。英国对自主开业的失业者，每周补贴40英镑。德国则给予1.2 万欧元资助失业者创办中小企业。中国政府也可采取一系列支持和补贴的办法，帮助农民工回乡或在城市创业，为其提供经营场地和启动资金。参照英、德的标准，可为每个农民工创业一次性平均提供5万元的启动资金，并进行税收减免。考虑到创业有一定的风险，敢于创业的农民工不会太多，但假如全国有100万农民工创业，需要政府的资助是500亿元。

四是带薪培训。鉴于不管采取何种措施，市场中总会有一定的失业者存在，对于这部分农民工，可采用带薪培训的方式，这实际上也等于为他们提供了一种隐性就业，他们的就业就是接受培训。如果政府拿出500亿元，给予每个培训的农民工一年的补贴1万元，则可培训500万农民工。政府的这一做法其实可以看作是对劳动力的再投资，它的好处是，在解决这部分人饭碗的同时，还可为中国将来的产业升级准备一批技术工人。

上述四种办法中，前三种是西方国家常用的反危机措施，所以严格说来，算不上新东西，但对中国还是一种解决就业的新办法。因为中国以前虽也有零星的尝试，不过这么大规模推行还是第一次，没有经验。四种办法加起来可以为2100万农民工提供就业岗位，这样还剩下几百万农民工。对于他们，通过购买公益性岗位，开发灵活就业等方式，应还能解决一部分就业。

现在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除了以工代赈不需要政府额外掏钱外，其他三种方式都要以钱为后盾。三者算起来，总共需要政府投入1500亿元，如果时间定为三年的话，所需资金就是4500亿元。在当前到处都要用钱的时候，要筹集这笔资金的确有些困难。但我认为，可采取发行特别国债的形式，购买外储来筹集。中国庞大的外储主要是农民工用血汗换来的，现在也到了用外储回馈农民工的时候了。用外储建立一个农民工就业发展基金，具体负责运作这方面的事情。

□于学军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始于农村，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释放出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而随后启动的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大大增强了城市经济活力，形成了对劳动力强大的拉力。在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双重作用下，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聚集。然而，由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制度的改革没同步进行，特别是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农民进城遇到了阻力。于是，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推力、拉力、阻力的多重力量作用下，亦工亦农，徘徊不定，不得不漂流于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流动人口。

一、流动人口的现状及特点

（一）流动人口数量庞大。尽管统计口径不一致，但中国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是明确的。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几百万人，到1984年的2000万，又到1995年的8000万，再到目前的1.5亿左右。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今后流动人口还会继续增长。按着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划，202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的水平，即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8亿增加到8.5亿，净增加2.7亿，每年平均增加2200万左右。

（二）流动人口分布集聚。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显示，跨乡流动6个月以上的人口总量居前10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上海、辽宁、四川、北京、河北。这10个省市区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大约63.3％。2007年跨省流入育龄妇女数量居全国前六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北京。上述6省（市）跨省流入育龄妇女之和为2119.8万人，占全国总数的80.3%。跨省流出育龄妇女数量居全国前六位的省份依次为:安徽、四川、湖北、河南、湖南、江西。上述6省跨省流出育龄妇女之和为2092.8万人，占全国总数的66.7%。

（三）流动人口的主体是育龄青壮年。在流动人口中，“80后”、“90后”是主体。15－30岁占70％，35岁以下占80％。以此推算，在全国1.4亿流动人口中，15－30岁的大约为有1亿，35岁以下的大约为1.12亿。

（四）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为主。普查结果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因素是导致人口跨省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务工经商又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其中农民工是主体，占80%以上。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也显示，因为务工经商、工作调动、分配录用而流动的占74.73％。公安部的统计也表明，从事务工、务农、经商和服务的暂住人口占87.97％。因此，流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为生存和发展，绝不是“盲流”，也不是“超生游击队”。

（五）流动人口开始呈现出“不流动”现象，跨省流出的时间逐渐加长。多数跨省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的时间在一年以上，成为流入地的常住人口，仅有三分之一在流入地居住不满一年。许多流动人口已经不再频繁流动，而是逐步融入居住地，成为现居住地常住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的第二代，不认为自己是流动人口，有的甚至没有回过户籍地，不了解家乡的情况，完全与现居住地的文化融合。这就要求政府在各项工作中，充分考虑到这部分人的情况。

（六）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水平亟待提高。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与城里人相比，他们的教育水平、劳动技能、生活条件、保健意识等各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流动人口也是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感染和传播的重点人群。近年来的调查结果显示，流动育龄妇女住院分娩、婚前检查、妇女病普查率均低于户籍人口，而流动人口孕产妇死亡率则高于户籍人口。流动人口是性病和艾滋病的易感和高发人群。因此，如何向流动人口提供有效的生殖健康服务成为目前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课题。

（七）流动人口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流动人口大多分布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城中村”，形成低层次经济圈和生活链。由于现有户籍制度与城市各项政策的影响，即便在同一区域中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也形成相对隔离的两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社会交往上形成两个互不相同的体系，造成心理与文化上的隔离与互不认同。所以，如何增强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和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促进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的融合就成为做好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关键。此外，流动人口以非正规就业为主，收入偏低。与城市非农业户籍的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一般是在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无医疗保险、无社会保障、无升迁机会的城市非正规部门就业。在某种程度上说，流动人口是弱势群体，需要特殊的保护。

（八）流动人口中的“三留守”现象突出。农村大量青壮年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多数是妇女、孩子和老人，形成了特殊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和“留守妇女”现象。留守的父母缺少依赖，留守的孩子缺少关怀，留守的配偶缺少情爱，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突出问题。此外，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青壮年人口纷纷外出打工，谋求发展，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大量的农民外出，使得土地荒芜现象严重，造成资源浪费。因此，我们在强调流入地管理和服务的同时，流出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也有重大责任。

以上仅仅从一些方面讨论了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点。流动人口在其他方面，例如，文化、心理、性格、习惯、网络等都有鲜明的特点，在此不一一讨论。

二、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面临的挑战

人口流动中的问题具有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是我国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与现代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存在矛盾的结果和表现，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民工潮”至今已近20年。其间，人口流动的规模由小到大，由个人流动到家庭流动，由短期流动到长期流动，由近距离流动到跨省流动，不断改变的人口流动形态带来不同的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制度框架，对社会治安、劳动保障、计划生育、基础教育等公共管理与服务的职责部门提出了新的挑战。概括地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制度层面还存在二元性。最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上。此外，诸如劳动就业制度、人事制度、教育制度、财政制度、住房制度、生育制度等等，都还存在城乡二元的特点。

（二）体制层面还存在分割性。目前，我国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主要有“两条线”：一条线是公安系统牵头的服务和管理，另一条线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牵头的服务和为管理。问题在于，各地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机构不健全，部门分散，人员不集中，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加之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导致政府各部门服务和管理没能形成合力，出台的相关政策有些重叠，甚至互相“制肘”，而有些政策则是空白，弱化了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同时增加了部门协调的难度。

（三）服务和管理缺乏制度性的保障。有关法规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建立流动人口、农民工服务和管理工作的经费保障机制，将涉及劳动就业、计划生育、子女教育、治安管理等有关经费，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但是，许多地方没有合理核定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成本，没有将此项经费纳入或足额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支出范围，造成服务管理经费严重不足。在资源配置方面，也还是沿用户籍人口数进行核定，而没有充分考虑人口流动的因素。例如，避孕药具按照户籍人口数进行配置，流出地用不完，而流入地不够用，因此，无法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四）统计口径不一致，数字不准。目前，统计、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对流动人口的称呼不统一：总人口、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居住人口、实有人口、流动人口、外来人口、暂住人口等等，诸多的概念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时。而且，对于流动的时间、空间，统计对象的年龄、性别等多方面的统计口径也不一致，导致各部门的数据无法对接和比较。

（五）各部门的公共资源不能充分共享。目前，统计、公安、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人口和计划生育等许多部门都有自己的统计系统、信息网络和机构队伍。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存在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现象；由于没有信息共享机制，信息无法实现互通互联。而且，部门的服务和管理机构和网络也不能共享。上面有千条线，下面只有一根针，各个部门重复的、不协调的政策，给基层增加了负担，降低了效率，也导致服务和管理不到位，使流动人口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权益得不到维护。

三、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几点思考

（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发展，加快相关制度改革，推进城乡一体化。

（二）明确思路，统一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导向，共同促进人口城镇化，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一直以来，就如何促进人口城镇化有两种观点：大城市优先论和小城镇优先论。但无论哪种观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农村人口的非农化。我国城镇化水平不高，既有中国的国情，要逐步提高，但也有政策冲突的原因。为什么农村人口在城市有“外人”的感受？为什么流动人口想留却留不下？为什么农村人口想在城市，又留恋农村的优惠政策？为什么会出现民工返乡的势头？为什么土地不够用，又有大量的弃耕现象？主要是政策导向模糊。因此，必须统一政策导向，让流动人口能在城镇留下。

（三）完善体制，建立国家层面的权威机构，统筹协调各项服务和管理政策。目前流动人口的服务和管理中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主要原因就是改革不到位、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的集中反映。因此，要加快建立“统一管理，优质服务”的新体制，在总结各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基础上，首先在国家层面成立强有力的人口服务管理的综合协调机构，切实加强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总体部署和综合协调，才能真正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体系。

（四）规范概念，统一口径，完善统计制度。由于各个部门从各自的工作需要出发，对流动人口概念的界定不一，口径差异很大，应该从国家层面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统计制度，规范流动人口的概念，统一界定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

（五）保障投入，改革公共资源配置方式。目前，国家对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投入保障机制尚未建立起来，财政预算没有规范的科目，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的投入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此，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服务和管理经费缺口较大。建议由中央财政对流动人口相对集中、服务压力大的地方给予适当补助，并督促各地切实落实经费，保障管理到位，服务均等。与此同时，要改变公共资源按照户籍人口进行配置的做法，转而按照实有人口进行规划，配置资源。流动人口集中的地方，要加大公共事业的投入力度，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提高人口吸纳能力，并按照一视同仁的原则，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融合，促进社会和谐及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六）共享资源，促进“一盘棋”格局。由权威部门牵头，建立政府部门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尤其是在社区层面，相关部门为流动人口办理经商、务工、购房、租房、社会保障等手续时，要实现服务和管理平台共享，部门之间要密切配合、互通信息。要按照“属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务”的原则，建立健全流入地和流出地责任落实的考核评估制度，促进“一盘棋”格局的形成，减少“应该管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了”的脱节现象。

（七）加强研究，澄清模糊认识。流动人口的大规模出现是近20年以来的现象，对此还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许多问题还存在模糊的认识，要加强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支撑。

不带任何商业色彩，没有近几年风起云涌的各色民间排行榜惯用的炒作和渲染，日前一份《教育部学位中心2009年学科评估结果》悄然在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中心的官方网站上公布。

        据介绍，这份由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中心组织的、对国内各研究生培养学科在整体水平评估基础上产生的排行榜，采取“自愿申请参加、免收评估费用”的模式组织评估工作。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以“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相结合、以客观评价为主”，与国际上主流的教育排名评估指标体系接轨，同时结合我国学科建设的实际情况，与国家级重要评估项目相关指标体系的要点保持相对一致。指标体系中“学术队伍”、“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三项一级指标为客观指标，反映该学科的整体水平；“学术声誉”一级指标为主观指标，反映该学科的学术成就及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为加强不同学科门类的分类评估，体现其门类特色，指标体系分为“人文社科”、“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六类，各门类指标体系在保持基本结构一致的前提下，具体指标有所不同。同一个指标不同门类拥有自己特色的指标项，如考查论文发表时医学采用MEDLINE收录，理学主要采用SCI收录、工学主要采用EI收录等，但工学也可能发表SCI收录文章，因此，对不同门类指标体系均设立“收录论文数”指标，把SCI、EI、MEDLINE等各门类特色指标项融合在这一个指标中，再通过折算系数将融合的指标项计算得到一个指标值。这样，该指标既能反映不同门类的特色，又保持了评估体系基本框架的一致性。

        为保证严谨规范、公开透明，学科评估中的数据采集环节，主要通过教育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官方数据源获取公共数据，通过参评单位申报获取参评学科数据；同时，将各单位申报的数据在参评单位内公示，参评单位可通过账号、密码登录网上系统查看相关单位的申报信息，并可提出异议；而在数据核查环节，首先根据数据采集标准和内涵的界定通过系统自动校验和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数据进行形式审查，然后将公共数据核查情况、重复数据检查情况、公示异议情况和数据形式审查情况等汇总反馈至有关单位进行核实确认或要求提供佐证材料，才予以最终认可。

        根据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中心的介绍，这份排行榜的初衷一是为各大学和科研单位了解学科发展的优势与不足、分析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学科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另一方面，通过公布评估结果，为社会了解学科水平和发展状况信息、为学生选报学科、专业提供参考。不管怎么说，与众多带有商业目的的民间排行榜不同，这份由“官方”低调推出的大学排行榜，无疑更具权威性，对报考的考生来说，也更有参考价值。

        据悉，从2002年开始，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对除军事学门类外的全部81个一级学科进行了整体水平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了“学科排名”，至今年已完成了两轮评估，本刊特摘登部分学科的评估结果，供考生和家长参考。

        哲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90

中国人民大学 2 89

中山大学 3 84

复旦大学 4 83

南京大学 5 81

武汉大学 6 79

北京师范大学 7 77

南开大学 8 76

吉林大学 9 75

浙江大学 同上



理论经济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中国人民大学 1 85

北京大学 2 82

南开大学 同上

复旦大学 4 81

南京大学 5 79

武汉大学 6 77

中山大学 7 76

厦门大学 8 75

吉林大学 9 74

上海财经大学 10 73



应用经济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中国人民大学 1 88

北京大学 2 78

中央财经大学 3 75

上海财经大学 同上

厦门大学 同上

东北财经大学 6 74

南开大学 7 73

武汉大学 同上

西南财经大学 同上

清华大学 10 72

北京交通大学 同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同上

复旦大学 同上

浙江大学 同上



法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中国人民大学 1 90

中国政法大学 2 84

北京大学 3 79

武汉大学 同上

吉林大学 5 73

清华大学 6 72

华东政法大学 同上

厦门大学 8 7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同上

上海交通大学 10 69

浙江大学同上

政治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83

中国人民大学 同上

复旦大学 3 78

华中师范大学 同上

南开大学 5 77

中共中央党校 同上

吉林大学 7 76

南京大学 8 74

天津师范大学 9 71

山东大学 同上

武汉大学 同上



社会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中国人民大学 1 91

北京大学 2 85

南开大学 3 78

南京大学 同上

中山大学 同上

清华大学 6 76

复旦大学 7 74

厦门大学 8 73

吉林大学 9 71

华东师范大学 10 70

河海大学 同上


心理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师范大学 1 91

北京大学 2 79

浙江大学 3 77

华南师范大学 同上

华东师范大学 5 76

华中师范大学 6 74

首都师范大学 7 70

中南大学 同上

东北师范大学 9 68

陕西师范大学 同上



中国语言文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师范大学 1 86

北京大学 2 83

复旦大学 3 81

南京大学 4 80

四川大学 5 78

南开大学 6 76

中山大学 同上

华东师范大学 8 75

山东大学 同上

浙江大学 10 74

华中师范大学 同上

外国语言文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88北京外国语大学 2 86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3 80

南京大学 4 79

清华大学 5 74

黑龙江大学 6 73

延边大学 7 71

南京师范大学 同上

浙江大学 同上

四川外语学院 同上



新闻传播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中国人民大学 1 85

中国传媒大学 2 83

复旦大学 同上

清华大学 4 75

武汉大学 同上

浙江大学 6 73

北京大学 7 72

南京大学 同上

华中科技大学 同上

厦门大学 10 70



历史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89

南开大学 2 83

北京师范大学 3 82

复旦大学 同上

中国人民大学 5 78

南京大学 同上

中山大学 同上

厦门大学 8 77

吉林大学 9 76

清华大学 10 75

武汉大学 同上

四川大学 同上



数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88

复旦大学 2 86

南开大学 3 85

浙江大学 4 80

中国科技大 5 79

北京师范大学 6 78

清华大学 7 77

吉林大学 同上

山东大学 同上

西安交通大学 同上

物理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南京大学 1 95

中国科技大 2 92

北京大学 3 91

清华大学 4 88

复旦大学 5 85

浙江大学 同上

中山大学 7 81

南开大学 8 79

上海交通大学 9 76

武汉大学 同上



化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95

南开大学 同上

南京大学 3 92

复旦大学 4 89

中国科技大 同上

吉林大学 6 87

武汉大学 7 85

浙江大学 8 84

中山大学 同上

厦门大学 10 83




地理学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北京大学 1 84

北京师范大学 2 81

华东师范大学 同上

南京大学 4 79

兰州大学 5 78

武汉大学 6 76

南京师范大学 7 73

河南大学 8 70

东北师范大学 9 69

陕西师范大学 10 68



工商管理 整体水平

学校名称 排名 得分

清华大学 1 94

西安交通大学 同上

中国人民大学 3 92

南开大学 同上

南京大学 5 90

厦门大学 6 89

上海交通大学 7 87

北京大学 8 86

上海财经大学 同上

浙江大学 同上

中山大学 同上         原文链接：http://newepaper.bjd.com.cn/bjwb/html/2009-02/10/content_115942.htm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发生了几起谣言惑众的事，先是“后妈虐童”，再是四川的“生虫柑橘”、山东的“毒花生”等事件，这些谣言，初始迷惑了相当多的人，造成不小的社会危害和经济损失。这值得我们深思。
　　谣言混淆视听，危害社会,但“谣言止于智者”，谣言考验着智性。
　　社会学家对谣言作了这样的分析：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传播谣言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是“传播者”沉浸在自己“什么都知道”的虚假满足感中；二是一些人借谣言挑起各种各样的风波，自己看看热闹；三是一些别有用心者利用谣言营私，达到卑鄙目的。当然，也有不少善良的人们被人蒙蔽。谣言的传播往往是一件事首先使人感到迷惑，继而产生好奇，随即因好奇而引发猜测，在猜测中自觉不自觉加上主观臆想的成分，于是越传越离谱，到后来完全走了样……
　　谣言为什么会流传开？关键在于缺乏理性思考。“三人”不是自然而然地“成虎”的，而是取决于人们自身对谣言的态度。这也印证了德国心理学家伊丽莎白·诺依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说明人们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并且受到广泛欢迎的观点，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而对受到“冷落”的观点，即使赞同也会保持沉默。人们轻信并“广而告之”的心态，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智性，是谣言真正的防火墙。要筑起这道墙，对每个人来说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理性思维能力，要有善于思考问题的良好习惯，有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常识。翻开历史，多少阴谋因为谣言而得逞，多少冤狱因为谣言而造成，多少无辜的生命因为谣言而遭涂炭，这其中，很多是因为信从者缺乏应有的理性思维，缺乏应有的识别“武器”。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做人只有保持内心的纯净，才能成为消除谣言的“智者”。谣言在传递过程中遇到“智者”，往往经不起仔细推敲。因为“智者”听到谣言后的反应是运用独立思维进行理性判断，进而得出结论，并不轻信流言。如果每个人都能将谣言封杀在自己的“嘴”中，那些不确切、不客观的信息传播速度就会减缓，甚至停止。
　　立德立功立言，乃君子“三不朽”。戳穿谣言，还原是非，也不失为一种不朽。因为，恶者播弄谣言，智者阻止谣言。我们要多一双明亮的眼睛、多一颗理智的心灵、多一点调查研究的态度、多一分独立分析判断的能力，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真正内心纯净的“智者”，让谣言止于自己。
      来源: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798057.html

　　传得沸沸扬扬的恢复五一黄金周，在广东或将成为现实。据了解，广东近期将正式启动国民旅游休闲计划，届时，国家旅游局将在广州向广东省旅游局正式授旗。计划的一大亮点是，鼓励员工在五一前后带薪休假，连同小黄金周形成事实上的五一长假。（2月13日《广州日报》） 　　
      当前，是否恢复五一黄金周存在不少争议。从制度的延续性上看，出台时间不长的新休假制度似乎不宜多变。但无论变还是不变，都应该遵循一个原则，就是休假制度要符合实际、契合民生。虽然休假制度变革时间不长，但目前的经济形势与当初取消五一黄金周时已大有不同。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制度酌情调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更不是没有先例。 　　
      如果恢复五一黄金周，确实有利于当前经济发展，有利于国民生活质量的提高，那么现在恢复也无不可。 　　
      当前争议的焦点在于，恢复五一长假是利大还是弊大？对此我们应该允许争议，争议是为了更逼近真理，争议能够让意见走向统一。但仅仅停留在口头的争议是远远不够的，鞋子大小只有试试才知道，如果只是争议而没有行动，真理永远不会产生，共识永远不会形成。就当前现实看，推动全国恢复五一黄金周不太可行，但我们完全可以推行一省一市的试点，通过试点总结得失，从而为全国休假制度的调整作好铺垫。 　　
      在上一轮休假制度改革中，相关部门对于民意的重视让人感动。然而，在程序上并非没有遗憾之处——当初所有的讨论都是理论上的，却并没有经过试点实践。我们知道，试点对于确保一项工作的科学推进是有必要的。如果当初选择一省一市作为试点，通过试点积累经验，那么新的休假制度可能会更加合理。所以，我们应该允许试点，鼓励试点，通过试点找出利弊，从而使休假制度更符合民众利益。 　　
      此时，理性的态度是抛弃过去时，面向未来时，抓好现在时。须看到，广东版的五一长假其实是变通的长假，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休假制度改革的试点。此前有消息称，广东省政协委员刘涛正在征集联名提案，建议广东尝试自主设立地方假日，刺激消费拉动内需，应对经济危机。设立地方假日梦虽美好，但就当前的法律来看，却可能美梦难圆。经济改革需要试点，政治改革需要试点，休假改革何尝不需要试点？希望相关方面能够从法律政策上予以授权，允许广东乃至其他地方进行休假制度试点改革。 (毛建国)
      来源：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09/02/14/2540@4866535.htm

　　“购房落户”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在目前房地产市场低迷的情况下，这个以“托市马甲”出现的东西假北大专家之口而“借壳上市”，的确有检讨之必要。毕竟，我们看到成都、武汉、重庆、杭州、天津等户口含金量比较高的大城市，这样的公共政策未经公众的辩论程序已经公然实施。 　　
     “户口”之所以能够作为托市的诱饵，在于其本身内涵的各种价值和福利。如果户口可以用于交易，则其“交易价格”在不同品质的城市之间显然是不一样的，对于北京、上海等“绩优股”而言，其含金量的确不容低估。拿北京来说，朝阳、东城、海淀等教育资源丰富，生活品质优越的区域，户口的评估“交易价值”至少应该在30万左右，这使得“购房落户”本身的政策杀伤力无疑高于目前出台的任何救市举措。 　　
      然而，事实上，无论人们对于户籍政策的种种弊端如何诟病，“户口”本身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事实上是不能用于交易的。因此，举凡世界各地，无论是移民也罢，还是中国各大城市的户口迁入政策，无不是以改善城市的品质为前提。比如，香港实施的人才引进计划，北京之前实施的高新技术人才引进计划，都在某种程度上让迁入地更具吸引力，而且，这种“交易”的好处也作为公共产品全民共享。 　　
      但“购房落户”这种“交易”却完全违背了户口作为公共产品的事实，“购房”的好处被开发商等“私人”个体所享受，而购房人支付的对价———“落户”的收益不仅没有进入公共财政，反而因为“购房落户”导致的享受福利的人口增加而造成了现有居民的福利在边际效应上的递减。 　　
      我们假定，户口是可以拍卖的，如同出租车的牌照，则拍卖的收益应该进入公共财政，并通过二次分配可以改进居民的福祉。但“购房落户”意味着，房地产企业利用了“落户”的政策优惠，卖掉了滞销的房产，但其并没有向政府支付“好处费”，这在政策上起码造成了两方面的歧视：一是产业歧视，如果房地产可以利用“户口”加以振兴，这对别的产业如汽车业、制造业无疑是一种歧视；二、对于北京、上海等城市而言，购房落户一旦实施，落户的准入门槛一定不低，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有钱人”才可以享受这样的政策待遇，这对于“有才而无财”的人而言，显然具有挤出效应。这无疑是“高房价可以提高人口素质”谬论的另一种版本。 　　
     可以想象，这样的政策一旦实施，其巨大的负面效应不仅仅表现为现有居民福利的递减，更重要的是，给公共政策用于挽救一部分的“私人利益”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 　　      □马光远（北京 学者）
      来源：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jjpl/1050/2009/02-13/008@043206.htm

　　多美滋与特仑苏牛奶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问题，至今尚无定论。但食品安全事关生命健康，须力避“尚无定论”。此次多美滋、特仑苏风波，相关部门理当更多一些主动，推动信息透明，如此才能化解猜疑，早日平息风波。 　　
      三鹿奶粉事件了犹未了，奶制品质量安全议题又横亘于前。日前有媒体报道，上海、浙江等地53名婴儿在饮用多美滋婴儿配方奶粉后出现肾结石的症状，怀疑奶粉遭到污染，多位家长正打算将多美滋公司告上法院。同时，国家质检总局2月2日向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出公函，要求该局责令蒙牛公司禁止向特仑苏牛奶添加OMP与IGF-1。此前，有学者怀疑超量IGF-1会使人体患癌风险增加。 　　
      多美滋与特仑苏牛奶是否存在质量安全问题，尚无定论。多美滋公司方已发表声明予以否认，并称目前没有确切证据表明个别婴儿肾结石与多美滋奶粉有关。上海市质监局则表示，目前正在调查的多美滋奶粉是去年9月14日之前生产的产品，9月14日之后的产品经国家质检总局调查，没有问题。对特仑苏事件，蒙牛集团回应称，企业自2月2日已暂停添加OMP，且OMP与传闻所指致癌物并非一回事。国家质检总局有关负责人11日表示，质检总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研究蒙牛特仑苏牛奶中的OMP物质的安全性，并将以适当方式公布研究结果。目前这两种产品到底有无质量问题，人们还没有得到职能部门的权威信息。 　　
      但食品安全事关生命健康，须力避“尚无定论”。对于多美滋事件，去年9月14日之前生产的奶粉是否含有三聚氰胺成为怀疑的焦点，然而，在去年三鹿事发后曾对全国奶粉进行过大规模质量排查，多美滋产品的结论如何，相关部门应向公众释疑。对于特仑苏事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凡是未列入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物质，一律不得添加使用，而“目前我国未对OMP的安全性做出明确规定”，也正因如此，质检部门予以叫停是负责任的、值得肯定。不过，既然法律不许可，安全性待评估，那么，本着对生命高度谨慎的态度，质检部门有必要评估是否应启动蒙牛特仑苏牛奶的下架召回程序，同时，OMP安全性评估工作的进展，也应同步公开，让公众知晓。 　　
     记得在三鹿事发之前，曾有一个“喧哗的沉默”阶段。其时，对于舆论的猜测纷纭，企业矢口否认之余还上下公关，公众焦虑地等待一个权威说法，直到卫生部明确表示相关奶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才算有了一个定论。没有定论，既表明食品安全信息公开方面的真空地带，也表明质量安全体系的不完备。殷鉴不远，此次多美滋、特仑苏风波，期待相关部门更多一些主动，推动信息透明，如此才能化解猜疑，早日平息风波。 　　
      在事关公众生命安全的食品安全问题上，监管部门应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所以必须将监管防线前移，力避“尚无定论”的局面。在食品安全的天平上，一边是公众权益，一边是企业利益。假如监管部门在一些公众关切的问题上讷于言而又不敏于行，那么食品安全的天平必然出现失衡与失重。 　　
      三鹿昨天被当地法院宣判破产。一个名扬全国的大企业走向末路。而走过2008那个奶粉纷扬迷离的秋天，在支付了无比沉重的生命安全与社会成本代价之后，我们该有所进步了。 　　
       □杨耕身(湖南 媒体人）
      来源：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guanchajia/2009/02-13/008@043021.htm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潮流，而潮流往往造就风流。偶像，作为风流人物的代表，在每个历史年代，都会应运而生，成为社会与时代精神面貌的一个缩影。在这一点上，改革开放30年，也不例外。

　　如果说，传统中国，千年来，一个孔子，是人们精神世界的翘楚；那么现代中国，鲁迅与雷锋，则至少占据了大半个世纪；而到了当代中国，短短30年，人们的偶像崇拜，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物是人非”的速度，令人惊诧。在这种惊诧中，我们窥见的是，社会进步的车轮与时代精神的变迁。

　　30年来，偶像崇拜的对象，从“榜样”，走向“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再到“民星”（草根明星）。

　　80年代，偶像崇拜，还基本延续着过去的以“英模”、“榜样”为主。所以，人们除了学习雷锋好榜样，还学习赖宁的舍己为人，学习张海迪的自强不息；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催生大众文化的兴起。它们以“一无所有”、“过把瘾就死”的反叛姿态，消解崇高与神圣，并与港台传递过来的“三星”潮，迅速合流，塑造出以时尚、享乐、光鲜为核心的偶像特质；到了2000年代，网络与多媒体的发展，促使“秀”时代全面到来，造就了无数草根明星与平民偶像。

　　30年来，偶像崇拜的精神，从“为国为民”的崇高奉献，走向“我酷故我在”的标新立异，再到“想唱就唱，要唱得响亮”的平民姿态。人们开始摒弃“高大全”，乐意于承认偶像也是普通人，或者跃跃欲试，走到台前，秀上一把，展现自我的风采。

　　应当指出的是，“榜样”型的偶像崇拜，是以精神特质为中心，孔武有力，具有很强烈的社会示范意义；而以“三星”和“民星”为主的偶像崇拜，更多是以外在特征为中心，喧闹欢腾，凸显私人性与浅表化。

　　30年来，偶像崇拜的趋势，从单一走向多元，从“收藏”走向“消费”。对于1980年代之前出生的人来说，他们偶像比较单一，不是英雄王杰，就是铁人王进喜，社会的价值取向大体一致。而对于之后的人来说，随着明星的增多，对个性的尊崇，偶像崇拜开始“分众化”，有喜欢港台的，有喜欢欧美的，有喜欢大陆的，不一而足。过去，人们把偶像当成精神支柱与实践高标，来虔诚收藏。如今，人们更多把偶像当成消费，关注一些八卦，娱乐身心。

　　30年偶像之变，反映出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多姿，以及这个时代的包容与开放。偶像们的“前赴后继”，也丰富着时代精神与文化生态。

　　30年来，有的偶像，如过眼烟云，不着痕迹；有的偶像，如日薄西山，风光不再；有的偶像，却“宝刀未老”，感召力依旧。比如，近日张海迪当选残联主席，引来众人关注，说明她并没有被人遗忘。

　　这也提示着我们，30年来，尽管我们的偶像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同时，也有许多根本的价值观并没有变。

　　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没有变。所以，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姑娘，因为奋力保护火炬，瞬间成为感动中国、感动世界的偶像；所以，在今年的抗雪灾、抗震灾过程中，那些英模人物，依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敬仰崇拜的对象。所以，当一些明星出现有辱民族尊严的言行时，“粉丝”们会迅速倒戈，怒目相向。

　　我们艰苦奋斗的精神没有变。3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告诉国家和个人一个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改革开放给每个人带来了改变命运的希望，每个人也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和未来而奋斗。所以，只要是励志型的偶像，他们始终能给予人们力量。这也就不奇怪，时隔20多年，我们依然爱着张海迪。

　　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变。那些坚守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锐意改革，大胆创新的偶像人物，依然受到社会尊崇。30年来，涌现出了孔繁森、任长霞、牛玉儒、祁爱群等一大批时代先锋与英雄楷模。这些社会脊梁式的偶像人物，以人格魅力让世人感怀，同时，也在继续壮大着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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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的偶像人物，从一个侧面诉说着社会巨变与人世沧桑。变与不变，和谐共处。在变与不变之中，我们各取所需，走向未来。

　　近日媒体报道称：从地处西南的成都、重庆，到东部的山东、天津、杭州，近期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购房落户政策，有的还采取了降低原有户籍政策门槛等诸多方法。有的学者建议，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也应采取此办法刺激楼市。不过，笔者以为把房地产促销捆绑在户籍制度上，会引发一系列的后遗症。 　　
       首先，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比一般商品市场要复杂很多，它是居民添置固定资产，和买一两个大件商品完全不一样，眼下房地产销售受阻的原因很清楚，主要是因为价格过高，再加上金融危机的影响，个人收入预期不明朗，居民储蓄愿望增加，购买欲不强。要激活房地产销售市场，关键还是要在价格和刺激消费上做文章，而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户籍上。 　　      
      众所周知，中国户籍制度的二元化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先天缺陷，不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不利于人才流动，不利于城市消化吸收农业人口。这些年来，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日高，各地户籍管理在原有基础上都有不同程度上的松动。如果把购房作为落户前提，就等于把因户籍制度产生的不平等当成促销手段，这本身就是在强化户籍管理的不平等，是与户籍改革的大方向背道而驰的。如果买房子可以送户口，那么户口显然就成了商品，这几年各地都在打击倒买户口现象，难道现在政府自己也要参与非法的户口买卖吗？ 　　
      按照现有制度，购房与落户是两个不搭界的事情，如果这次把落户当作购房优惠条件，明显是要用价格杠杆充当城市人口新的准入方式，即有钱就可以成为大城市公民，没钱就只能安于原来的农业户口或小城市户口。 　　
      有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北京、广州等全国9大城市目前积压了2006年到2008年在建的库存商品住宅约3800万平方米，市场人士分析消化这些市场库存平均要9个月。假如以落户为前提，销量有可能会增加，那时或将有大批的购房人因此进入大城市，这对于目前人口膨胀、资源紧缺的城市将形成新的就业和能源压力。这一点，在以前一些城市将房子与落户相联系时，已经得到验证。 　　
      如今房地产价格是高是低争议还很大，供需之间到底是需求不足，还是价格过高抑制需求，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如果为了抬起房价，采用一些违反房地产市场规律的做法，非但对房地产市场不利，还将可能引发新的经济纠纷。希望相关决策部门在设计政策时，能够充分考虑政策的可行性，并考虑政策是否公平合法。
      来源：http://review.qianlong.com/20060/2009/02/14/2540@4866531.htm

　　2月5日凌晨，网易娱乐称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评选结果，随着评选结果的曝光，立即在全国网友中产生强烈反响，也让央视高层伤透了脑筋。由于评选结果提前被曝光，打乱了央视计划内节奏，特别是赵本山小品《不差钱》未得一等奖所引发的社会广泛关注，更是让央视立即成为众矢之的，一时间黑幕，权钱交易，刷票，上峰压力等各种传言不绝于耳。
　　随后，央视春晚剧组相关负责人表示，网络曝光名单“是假的。”拿到名单的记者则信誓旦旦地称，名单绝对是真的。
　　2月7日，网易娱乐又宣布：他们从重要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为了掩盖节目评选被提前曝光的压力，中央台多位高层两日来连开多场秘密碰头会，商议调整部分评选结果，特别是把争议最大的赵本山小品《不差钱》重新调回一等奖……
　　看来，网易这回是跟央视干上了！毋庸讳言，我希望两家继续闹下去，闹得越大越好。这倒并非我心理阴暗、唯恐天下不乱——其实我只不过是不愿意永远不明真相而已。
　　网易和央视，到底孰是孰非，或者到底谁能斗过谁，我们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网易叫板央视都搅出一滩浑水——娱乐圈的浑水、社会的“潜规则”。
　　如果网易所言属实，那么，有些事就很奇怪了：所谓“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评选，应该是观众的意见决定最后的结果，如今何以成了“央视高层”的自娱自乐？这里边到底有何黑幕？到底是权钱交易还是“XX需要”？这是不是强奸民意？！
　　如果网易并无真凭实据、纯属捕风捉影，那么也很奇怪啊：子虚乌有的事情，他们怎么说得有鼻子有眼？他们面对的，可是无与伦比的央视啊，他们何来叫板的底气和勇气？难道他们不怕被央视告上法庭？！
　　网易所说的“重要知情人士”更是神秘。能够掌握央视最核心机密者，不过寥寥数人而已，何以竟有消息泄漏，还频频泄漏？难道节目评选就如同干部提拔或工程招标，公布之前总会有“内鬼”拿内幕消息卖钱？
　　莫非，一切的一切——或者按文人的说法——一切的一、一的一切，都尽在不言中？也许，在中国最大的门户之一和中国最特殊的喉舌之间的对决中，平民百姓没有资格插言，顶多只能当个卑微的旁观者。但如果领导同意让我表达个人看法的话，我更愿意相信网易。理由很简单：其一、网易搞内幕消息的能力和勇气绝对一流。周老虎照片就是他们通过“特殊渠道”搞到并公布出来的，为周老虎事件最终水落石出创造了契机；其二、网易的一个竞争伙伴据说投巨资在央视春晚上表现了一把，如果我是网易，也会给央视点颜色看看；其三、直觉。不要问我是什么直觉，只要是中国人，应该都不缺这点直觉。
来源：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783441.html

　　粮食安全是无价的。一旦赶上饥荒之年，我们就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安全账。

　　2月11日《东方早报》报道，去年入冬以来，我国十多个省区市发生严重旱情，全国上下正在积极抗旱保增产，然而，此时却传出了抗旱成本投入过大、抗旱不值等论调，对此，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杨汴通说：“抗旱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经济大局，不能仅算经济账。”

　　粮食安全是无价的。一旦赶上饥荒之年，我们就不能只算经济账，不算安全账。那么，究竟是谁在抗旱救灾的紧要关头，发出如此不和谐的声音呢？

　　笔者查阅了有关新闻，发现这一论调的始作俑者居然是本应焦急万分的农民。同一篇报道就说，“部分农民算了笔经济账，反映抗旱浇麦的成本大于其预期收益，因而并不愿意积极抗旱”。近日，新华社的报道也说，“有些农民不舍得投入，‘抗旱划不来’的思想严重”。

　　实际上，从这次旱灾演变过程来看，我们就可以感受到一些农民对抗旱救灾的消极态度了。国家防总2月4日启动了Ⅱ级抗旱应急响应，5日就宣布启动Ⅰ级抗旱应急响应，而这时一些地方的旱情已经出现一百多天了，为什么两日之内应急响应就从Ⅱ级到了级别最高的Ⅰ级？为什么有的旱区没有在国家防总之前启动各自的抗旱应急响应？其中最关键的也许就是，很可能在旱情一开始，少数农民就选择了放弃。

　　中国农民是最理性的，他们只需要简单计算一下抗旱所需要支付的水、电、柴油等支出，再预估一下卖粮的收入，就不难得出“抗旱不值”的结论。问题的严重就在于，农民的个体理性有可能导致某个局部的非理性——关于旱情的信息，在源头上就这样被截留了，等到国家防总不得不面对时，抗旱应急响应已经是Ⅰ级了。

　　一些农民的消极心态，必然对抗旱产生严重影响。因为无论从中央到地方再重视，出动的武警消防官兵再多，但要战胜如此大范围的严重旱情，没有农民的积极性是不行的，而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国家就必须重视农民关心的抗旱成本问题，比如对抗旱所必需的水、电、油等进行适当补贴。所谓“应急响应”，笔者觉得就应该体现在这些地方。

　　“抗旱不值论”的出现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粮食安全，应举国之力来解决，不可能简单地将其“包”给农民来解决，否则将是非常危险的，在全世界人口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敢这样做。美国、日本、欧洲许多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占其农业产值的比重都超过了40%，但中国一直不到10%。这次旱灾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农民的利益，否则，即便这次旱灾能过去，但下次呢？
来源：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789988.html

　　广东多名省政协委员表示将在省两会上提议，让广东在黄金周改革上也成为全国一个“试点”，率先恢复五一长假。具体办法是从居民的年假中抽出4天，“补”到五一假期中，将其由3天扩至7天。（2月11日《新快报》）

　　去年我国进行了假日改革，取消五一黄金周，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长假”。尽管民众早就呼吁假日改革，但方案实施后却受到广泛质疑。去年9月，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透露，条件成熟时，“十一长假也有必要取消”。但看现在情形，为了“拉动内需”，不仅十一长假不会取消，五一长假也可能要恢复，变化之迅速、反复之频繁，令人眼花缭乱。

　　黄金周制度实施多年，积累了不少问题，但对拉动消费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现如今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内消费需求受到冲击，想方设法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成了当务之急。

　　按有些“专家”说法，只要能拉动内需，买房、消费都是爱国的表现。恢复五一黄金周，提高旅游消费，等于是给民众增加了一个爱国机会。可令人难以接受的的是，黄金周真的就仅仅只是一个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工具吗？经济景气时，不顾民众反对，说取消就取消；经济萧条了，又想方设法让它恢复，是不是太急功近利了？

　　必须认识到，休假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国家设立法定假日的目的，是为了让公民有更多时间休息和放松，而不单是为了“拉动消费”。可相关部门的关注点，却始终在旅游收入、商品零售额等经济指标上，完全把民众当成了消费工具——在业内广泛流传着一句话：没了一个黄金周，旅游业人财两空。

　　五一长假真能恢复，当然是好事，但群众并不满意于一个只具有统计学意义的黄金周。只有决策部门的出发点是为了落实国民的休假权，而不是专门盯着公民口袋里那点钱，才能赢得群众的真心支持，让长假成为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提升生活品质，促进经济繁荣的惠民措施。
来源：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791388.html

　　一场罕见的大火，引发公众对北京实施4年的烟花爆竹“禁改限”政策开始进行反思。2月10日，有北京市人大代表、社科院专家呼吁，北京市已到了修改限法规的时刻，应采取改变销售格局等举措，给北京的花炮管理开刀“手术”。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禁改限带来更多伤害，不如直接禁放。

　　那么，对于燃放烟花爆竹，我们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在笔者看来，修改法规，加强管理的提议值得重视，而对于全面“禁放”的提议，则有些因噎废食。笔者并不否认，城市中燃放烟花爆竹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比如燃放不当容易伤人、造成环境污染、增加城市噪音等，这都是烟花爆竹有害的一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燃放烟花爆竹给公众带来的乐趣和张扬传统文化的浓重情结，看到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所产生的春节文化回归的效应。

　　提出“禁放”，显然是一种消极应对的态度。打个比方，城市中很多人养犬，养犬不仅给城市带来噪音和污染（乱撒乱拉），还导致年年有数万人被狗咬伤，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养犬？再比如，如今我们的网络非常发达，在给公众带来快速、便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大量恶意病毒，以及色情、不良信息等，对此，是不是也该一禁了之？

　　注重多元化和包容性是现代城市的本质要求，城市管理的要义在于最大限度满足公众的需求。而现实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管理，难以从公众的需求中与提高管理效能上寻求最大的平衡点，往往靠采取单一的政策“推手”，来把管理简单化。

　　比如，法规中明确规定，不得在医院、银行、电子、通信设施等要害地点及房屋屋顶等处燃放烟花爆竹，但为何总有人去做？显然除了一些人的法制意识欠缺外，我们的管理还存在着“不敢管”或“不愿管”的缺陷。再比如，法规中严禁伪劣花炮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但为何总有一些劣质、违规、超标的花炮流入城市？显然，在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上，显现出我们的监管不力。

　　由此观之，央视大火，怪罪到“禁改限”上未免有殃及池鱼之感。我们的公共管理者，还是应当把心思和精力多放在科学管理上，科学管理才是有效保障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的唯一途径。
来源：http://opinion.people.com.cn/GB/8790403.html

　　春晚最乐得人仰马翻的节目，无疑是《不差钱》。评它为春晚一等奖，实至名归。即使过了十五元宵节，年已经落下帷幕，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不差钱》里的小沈阳和丫蛋儿。

　　有意思的是，大众极其喜爱的，偏偏有些精英忧心忡忡。不是觉得小沈阳的表演有些俗，就是担心他的搞笑手段就那几样而且重复使用，便如当年“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一样，发出小沈阳到底能够红多久，能否取代赵本山诸多具有前瞻性的忧虑和思考？看杨禹的《魏老师，请您活在生活里》（新京报2月10日），方才知道一向支持新兴事务的魏明伦兄也在向《不差钱》发出了质疑。而且，杨禹的文章说得很清楚，这种质疑不过是新一轮的重复与轮回。

　　《不差钱》的价值与意义，便在这里，因有了反对，特别是精英的反对，方才格外凸现出来了。

　　在我看来，《不差钱》一个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于一统天下具有不可动摇权威性的央视，放下了春晚一贯端着的架子，以一种宽容的姿态，包容了《不差钱》和小沈阳、丫蛋儿这样来自草根的艺术与演员；当然，其实也是和姜昆黄宏等演员演出的政治歌颂题材小品的一种平衡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对于昂昂乎如庙堂之器哉的央视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突破。这种突破，不仅让小沈阳这样的俗演员和二人转这样的俗艺术，可以堂皇地登堂入室，有了一席之地，具有了俗对雅的冒犯与融合。

　　传统权威主流的艺术，从来具有引导作用，这样的作用其一便是对俗的艺术的规避与规范，如果俗的前面再加一个字：低或粗，便更成为了这种规避与规范的肉中刺、刀下鬼。特别是本来就属于俗的小品，便容易形成一种模式，便是如姜昆黄宏式的，也便使得才华横溢的赵本山的小品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致最后瘦驴拉硬屎，痛苦不堪，让全国人民心疼得慌。这次的《不差钱》是对于以往赵式小品的突破，它不再主题先行，不再山丹搭配，不再仅凭忽悠，而是以全新的组合和全新的形式，演绎全新的内容，创造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欢笑，从中获得他们与我们亿万观众共同的快感。这种欢笑与快感，是冒犯式的也是平衡下的欢笑与快感，冒犯的是一些传统的权威与精英，平衡的结果是让春晚达到高潮，全国人民尽情开怀。

　　《不差钱》另一点价值与意义，在于它不是如《我有点晕》或《黄豆黄》之类的小品一样，只是浅表层的表现当下的生活，如杨禹文章中所说的只是用一些小儿科的包袱和笑料，而是触及生活真实的一部分，展示了演员真功夫的一部分。尽管表现得匆促，而且“婉约”，只是点到为止，但草根梦想进入艺术殿堂，底层百姓梦想进入城市生活新天地，所蕴含的艰难和苦恼，以致不得不走后门套姥爷之类的关系，甚至请客送礼等时下成风却见怪不怪的钱规则和潜规则，都还是点到了生活的脉上和现实的腰眼上，让我们会心，让我们开怀，让我们更加看不上那些隔靴搔痒甚至穿靴戴帽来附庸风雅和追风赶潮的小品。

　　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赵本山这次别开蹊径又提携后人的新努力叫好和致敬呢？至于以后小沈阳会不会有新的突破，我们更不必怀疑和忧心忡忡，赵本山每年春晚的节目背后都有一个团队，有这样的后盾做支持，只要有新的节目，还愁小沈阳没有新的发挥吗？